人文与社会译丛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英国)乔治.克劳德

**章 刺猬与狐狸



在其*著名的一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一句诗：“狐狸多方，而刺猬只一招。”（RT，22）对伯林来说，这句话提示了两种艺术家或思想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区别。一方面，有像刺猬那样的类型，他们“把每样事物都与一个单一的核心图景联系起来，这个体系或多或少是自圆其说的或头头是道的，他们就用这种图景来理解、思考和感知”。另一方面有狐狸那种类型，“他们追求的许多目标常常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矛盾的”，他们的思考“在许多层次上展开，在力图抓住变化万千的独立存在的经验和对象之本质的同时，并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试图把它们适配到任何一成不变的、无所不包的，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和不完备的，常常是狂热的内在图景中去”（RT，22）。根据伯林的判断，但丁、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等属于刺猬，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和蒙田属于狐狸。

那么伯林自己是刺猬还是狐狸？他说刺猬的统一图景有可能成为“狂热的”，这暗示了伯林的正式立场：跟着狐狸走更为安全；要警惕刺猬。刺猬与狐狸的对比是对伯林思想深处的关键区分的一种隐喻，这种区分就是道德与政治哲学中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区分：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有一种回答所有的道德或政治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式，而多元论的观点则认为基本的人类善是多种多样的，相互冲突和不可通约的。伯林相信，一元论包含着多元论试图避免的危险。作为多元论者，伯林倾向于把自己呈现为一只狐狸，而且他确实博识多闻。正如他的传记作家伊格纳季耶夫所指出的：“在20世纪英美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中，还没有其他人对如此宽泛的学科领域做出这样的贡献：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虽然如此，伯林也是刺猬，而且这可能是在更深层次上说的。他的皇皇著述，不管其即时的焦点如何变化，都可以说是专注于一个唯一的压倒性的计划，也就是针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伯林显然是站在冷战中的自由民主一方的。他对于那个事业的贡献就是把极权主义病症的起源追溯到其智识根源上，他认为前者完全不是源于20世纪独有的任何全新的观点，而是源于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由和道德观念。他所开出的药方是一种更坚定的也更现实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纠正了18和19世纪在他看来是志满意得的预期，它不是致力于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而是要捍卫与人类境况不可分离的艰难选择的人道安排。伯林的确不能说是一位单维度的思想家，也不是兴趣狭隘的人。虽然如此，他的思想也远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主张和洞见的一个无谓的系列。他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有一个独特的中心，而且其发展遵循着一种可理解的轨迹。



三大论题



在伯林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冲突这一首要关注之内，有三个主要的论题出现在他的工作中。这三个论题都包含着对比和冲突：自由的消极观念与积极观念之间，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以及对道德的一元论理解与多元论理解之间的对比和冲突。

首先，伯林*直接地在他所谓“自由的背叛”中发现了极权主义思维的根源。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对自由的单纯拒斥，而且是对真正的自由的一种全面曲解。消极自由，也就是不存在强制性的干涉，它与积极自由形成对照，后者是自我控制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不是受任意的欲望所支配的，而是由“真实的”或本真的自我所支配的。虽然消极的自由观念和积极的自由观念表征着自由的真实和重要的方面，历史却表明积极的自由观念是特别容易被滥用的。这是因为它造成了以下这种可能性，一个人的真正愿望或许会被等同于某个外在的权威，例如国家或政党的命令。自由于是就被定义为服从，而且实际上被歪曲成了它的对立面。伯林并不完全拒斥积极自由，但他对于这种被扭曲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把消极自由推举为更安全的选项，认为它是更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

伯林的第二个论题是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或浪漫主义之间的冲突。伯林原创性地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区分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浪漫主义的”自由。2就其强调个人本真性而言，积极自由观念的一个来源是在对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的反动中，对于个人和整个文化的独特性的浪漫主义强调。浪漫主义是现代民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摇篮，这两者结合在伯林时代的右翼极权主义之中。然而，根据伯林的观点，启蒙运动对于20世纪的病症也难辞其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伯林把自己看作是相信理性、个人自由和宽容的启蒙运动的捍卫者。但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流派把理性和科学的要求提升到乌托邦式的极端高度，而这些因素在左翼极权主义的滋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伯林的主要靶子。对伯林来说，斯大林主义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并由他追溯到像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样好名声的18世纪哲人的极度乐观的科学主义。而且，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流派得到了浪漫派的反启蒙运动先辈的有效抵抗。尤其是，维柯、赫尔德和哈曼，对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之于独特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恰当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于是，伯林开始从反启蒙运动中寻找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灾难既植根于启蒙运动，也植根于其批评者，但每一方也提供了反对另一方的暴行之武器。

伯林的第三个论题是*为深刻的，这就是一元论的与多元论的道德观之间的对立。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和乌托邦的面向，确实是*为整体的西方思想中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倾向的一个现代示例。这就是要假定，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个层次上，所有真正的道德价值都必须被整合到一个唯一融贯的体系中，对于任何道德问题，这个体系都能够产生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道德“一元论”。其政治含义就是乌托邦：真正的道德体系，一旦被我们掌握，就将使我们能够消除所有的政治冲突，并将使得一个完美的社会成为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将会就一种唯一的生活方式达成普遍的同意。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公正地对待人类道德经验中冲突的深度和顽固性。那种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时常会面对相互竞争的善之间的选择，从简单的一元论规则中并不能得出对这种选择的清晰答案。而且，一元论的观点确实有其危险性。假定道德和政治的完美即使在原则上也是可能的，这就会引发这样的想法：这种完美的实现将使得运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成为正当。伯林相信，通过乌托邦主义，道德一元论与政治极权主义之间有一种历史上可以觉察的联系。



对于道德之深刻本性的更为真实和稳妥的观点是“价值多元论”的观点。有许多人类之善，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这些善，而它们之中有些是普遍的。但它们有时候是“不可通约的”，这意味着，它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性质和效力，无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加以转译。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它们开始冲突时，在它们之间的选择是一种艰难的选择，这部分是因为选择一种善必定会放弃另一种善，也是因为我们无法运用任何简单的规则把对立的善还原到一个共同的公分母，或者把它们安排进一个在所有情形中都适用的唯一的等级体系。例如，根据伯林的观点，自由和平等就是不可通约的。每一个都是本身就有价值的；任何数量的另一个都无法完全补偿这一个。当它们在特定的情形中发生冲突时，我们常常面对艰难的，有时是悲剧性的选择。那些选择无法通过诸如功利主义这样简单的决策程序得到解决，因为不管怎样理解“功利”，它都是与自由和平等处于潜在竞争状态的另一种不可通约的善。这并不是说在不可通约的善之间的选择就一定是非理性的，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一种选择会比另一种更能够得到辩护。这一点我会在稍后加以论证。它确实意味着多元论的选择常常是复杂和痛苦的。

那么，价值多元论有何政治含义？伯林相信多元论把我们引向自由主义。对他来说，多元论意味着人类经验中选择的无可逃避性，他据此为选择的自由做论证。正如已经提到的，多元论也意味着道德和政治完美的不可能性，以及分歧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一种人道的和有活力的政治因此就要承认关于善的根本分歧，并试图包容和调和而不是超越那种分歧。这就是自由主义与各种乌托邦学说的对立之处。从根本上说，道德一元论使之成为可能的乌托邦思想会诱发这样的想法，通过参照一种从定义上说是*终的和绝对可欲的目的来证明任何手段的正当性。价值多元论观点否认有任何这种*终的目的，而是坚持认为有需要加以平衡的相对不同的目的，并且告诫在实现那种平衡时必须小心谨慎。多元论因此把自由主义推举为政治领域中对于人类的不完美与分歧的一种人道的反应。说伯林是一只刺猬，唯一潜在的含义就是（具有反讽意味地）他是一只价值多元论的刺猬：“警惕刺猬；冒充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