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民营经济史(先秦时期-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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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怡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本类榜单：经济

分类：经济 > 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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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宁波史料集

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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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17708766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其他
页数：530
出版时间：2017-03-01
条形码：9787517708766 ; 978-7-5177-0876-6

本书特色

本书是宁波民营发展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研究类学术著作，史料丰富，翔实，同时具有文化史和经济史的双重性。就宁波地区而言，对此地区民营经济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的涵盖范围方面较为广泛、完整。本书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视角独特，填补了民营经济史在宁波区域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历史上宁波国营(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种体制的博弈过程和结果，及其对过去和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全方位、长周期的梳理。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查阅并运用较多历史史料，写作较为翔实，全书逻辑性和写作思路较为明晰，观点明确。对相关领域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的补充性、辅助性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对象为宁波民营经济，以宁波民营经济发展为主线，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叙述自先秦时期开始国营（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种体制与机制的博弈原因、过程与结果，重点强调和分析在国（官）营经济体制下宁波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和结果，充分展示宁波民营经济自先秦时期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止的演进路径，客观、真实反映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宁波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推动作用。

节选

宁波国营（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发展路径、体制机制、产业特征等方面显现不同的发展特点。具体而言，就是“一条主线”、“两种体制”、“三次产业”、“四大方面”（即农业、手工业（工业）、对内商贸流通业、对外贸易）。 “一条主线”，即宁波民营经济自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两种体制”，即国营（有）与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三次产业”，即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民营经济涉及的一二三次产业。“三次产业”所发挥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为小农经济社会的二三产业提供实物来源，二三产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产业，既在实体经济领域，也在商贸流通范畴，更是政府与其逐利的博弈场，构成了宁波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二是民营产业的推力因素，至少包含农业新物种的引进、手工业的发展、便捷的河海运输条件、城市化推进对社会要素的集聚集约功能、资本要素内外开放的互动效应等五个方面。 “四大方面”，即指民营经济发展史必然涵盖农业、手工业（工业）、对内商贸流通业和对外贸易等四个方面。农业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生产部门，纺织、陶瓷、冶炼、制盐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引领产业。对宁波而言，除了冶炼业外，制盐、纺织、造船、陶瓷皆为其重要产业。多年来，在宁波范围内出土的陶器、原始瓷器、木浆等文物，代表了当时制陶业、造船业、冶铸业和纺织业的发展水平。商贸流通领域分内外贸易。食盐是史料记载的战国时期宁波地区**个商贸交流的商品，而市镇作为商贸活动的载体，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链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宁波市镇的兴起直接促进了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使其日渐兴盛，西门、南门、宋诏桥、望春桥、江东等区域成为重要的交易之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大多重视对外贸易，而且对外贸易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在主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政府皆垄断对外贸易而大获其利。政府的对外贸易经济体制与机制，与民营对外贸易一道，成为对外贸易的两种体制与机制的存在形式。在工商业领域，商朝实行官办与民营并存的“双轨制”经济体制，首开历史上国营（有）和民营“双轨制”经济体制的先河。商朝产生了我国**个官办性质的商人群体，标志着官商的诞生。到了汉朝，汉武帝将营商权收归国有，实行“盐铁专营”，首开政府营商先例，政府正式以商人身份登上中国的经济舞台。 “影响农耕社会发展的外埠因子，主要是国家政策与自然灾害两大方面。对经济影响*大的是国家政策。” 因此，宁波历史上出台的很多改革措施，几乎涉及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国营（有）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终演变成三角关系。在从春秋至清末的漫长时期里，除了“重农抑商”外，封建社会还有“盐铁专卖”和垄断海外贸易等两大基本国策，而对海外贸易进行垄断的首倡者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的理财宰相卢世荣，因此，封建社会的三大基本国策，作为当时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将政府利益置于首要位置，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抑制作用明显，使其长期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虽然“重农抑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危害民营经济发展。《汉书?文帝记》有言，“农，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充分说明了农业是农耕社会的**产业，更是民众赖以生存和维护封建政权的根基。自然资源和制度政策等要素具有稀缺性，政府在大力发展国营（有）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自然资源和制度政策等要素优先服务于国营（有）企业，其制度制订和经济政策向国营（有）企业倾斜。大多历代将“重农抑商”视为基本国策，本身就是对民营经济的制度性歧视。为避免冲击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政府从制度政策和资源要素上保障农业产业的顺利发展，体现在农业立国、“以农为本”、重农而抑商，不主张、不鼓励发展商品经济，甚至通过政策举措对民营工商业产业的进行抑制机对其群体进行打压，形成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重农抑商”发展理念和制度政策的顺利推进，以确保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更为牢靠。“重农”必“抑商”，也就等于从体制层面将民营经济沦为政府政策和施政的附庸，使民营经济的发展倍感压抑而力不从心。由于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的制约，封建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政策，商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商贸流通业也很难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柱产业。因此，商贸流通业作为基本服务业，仅是在满足民众日常的衣食住行需求后的居于被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更由于交通不便而致运输成本高昂，即使价廉物美的地产品也很难借助运输网络而在全国流通。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起至东汉后，宁波商贸流通业才逐渐兴起，直到唐代中叶后，宁波的商贸流通业才不断兴盛。据史料记载，公元738年，以宁波单独设置明州而与越州分治为标志，宁波正式进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开发阶段。宁波因港而兴，港口的兴衰对宁波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个内河型的港口城市，余姚江、奉化江在三江口汇聚成甬江而流入东海。公元821年，由于明州州治移到了三江口，宁波老三区的滨江区域由此成为经济中心，表明宁波作为新兴港口城市地位的正式确立。以三江六岸为载体，宁波经济社会文化步入了正式的发展阶段，拉开了宁波作为东部沿海重镇、承担对外开放和文化传承重任的港口城市的序幕，这对宁波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尤其对宁波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宁波民营经济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业。由于滨海而立，海水连天，宁波陆岛岸线1402公里，具有晒制食盐的天然优势。宁波先民们以海水为原料，通过人工或自然蒸发的方式，将海水逐渐浓缩成饱和卤水直至析出盐。据史料记载，周平王元年至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前476年，先民们在今余姚境内的滨海地带用海水制盐。到了战国时期，周元王二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75-前221年，在鄮山之地，即今宁波鄞州境内，“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显示先民们以食盐进行交易。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扩大以及先进的造船技术是早期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社会分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交换是扩大宁波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商贸流通业是宁波民营经济的起始产业。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不断扩大，纺织、造船、酿酒、海盐、瓷器等手工业十分发达，由此刺激了宁波市镇经济的迅速兴起而带来了商贸的繁荣，如“东渡门到姚江边的渔猎门一带则有集市贸易出现。” 与早期相比，此时出售的产品已经不完全是剩余产品，而是钢铁个体工商业者以商品价值为取向，自域外引进宁波市场上的稀缺商品，再将其生产量大且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流通出去，推动了集市的兴盛和流通地域、领域的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集聚程度的提高，市镇、集镇不断发展起来，尽显熙熙攘攘之景，宁波由此成为繁华的滨海城市。宁波的造船技术在当时居于国内外的领先地位，舟楫之便带来了交通、交流之便，宁波成为重要的口岸城市。随着流通领域的扩大，人们逐渐发现固守在一定范围内做生意的收益远远不如利用舟楫之便往返于江河湖海做生意更赚钱。在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们纷纷进江出海，为生意奔忙，无形中推动了宁波的对外开放。个体民营商人通过生意的载体，将宁波的资本要素扩散到五湖四海，使其开放具有内外兼举的特点，即以港口为依托，以内河为动脉，以商品和文化的交流来拓展内陆腹地。而对外交流中，由于航线的开通，民间商船可以往来于日本、高丽和东南亚诸国。元朝至元十四年，即公元1277年，宁波设立“市舶司”，政府对海内外的商贸交流进行有效管理。宁波不断与日本、高丽和东南亚诸国往来频繁，而且延及西亚和非洲地区，基于民营性质的商贸交流活动日渐兴盛。宁波大规模开发始于唐代，自唐代以降，宁波就逐渐成为东南商贸重要的枢纽性城市。从唐宋到明代时期，宁波是我国通向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船舶始发地，日本、朝鲜等国的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大多自宁波登岸。作为对外开放的东南重镇，宁波在明朝已是全国三大“市舶司”之一，清代是全国的四大海关之一，鸦片战争后又是“五口通商”之一。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随着内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宁波经济社会在商业形式与路径、经商范围，以及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等六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作者简介

江怡，湖北黄冈人，经济学硕士，副教授。现任浙江省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农业经济和企业经济。先后获得中央和省市三级党校科研奖及其他奖励20余项。主要学术成就：自1996年至今，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70余篇。其中，国家ji核心期刊14篇；专著一部（《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本类五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