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制造业

制造业衰退的4种理论
制造业一定要在美国进行，才能使经济持续创新且具有竞争力吗？这样的辩论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那时的问题是，美国应该保持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还是要进行工业化改革以赶超英国？现在，提倡支持工业发展的人，还在引用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于1791 年所著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on Manufactures）作为论据。但是，现在支持工业的人在支持制造业的同时，反对的不是农业，而是国家只靠服务业就可以繁荣昌盛这个观点。美国现在的很多难题，汉密尔顿都预见到了，尤其是大方向一类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使经济蓬勃发展，怎样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富强的国家；甚至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他也预见到了，比如说如何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鼓励创新，是否要鼓励有技术的人才移民到美国来。但是，汉密尔顿没有预见到的是，由于工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够满足人类的很多需求了；他还没有预见到商品、资本和很多服务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低成本地流通。他没有预见到的，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

在当今发达国家里，很多人都认为制造业的衰退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如果说要支持制造业，大家就会觉得他们是在保护低效率，或者是怀疑他们在拉选票。但是对美国制造业现状做解释的理论很多，自然衰退论只是其中一种。全球化是另一个常用的解释，这种理论强调两个过程：进口产品和本国商品竞争，原来在美国的公司和工作都转移到国外去了。自然衰退论和全球化论都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现状做了描述，对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造业衰退到如此地步的、衰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将来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两套理论的结论都是，以保留制造业为目标的公共政策会拖经济的后腿。这两套理论的支持者中也有人认为，制造业还是值得支持的，虽然有损经济效益且增加了成本，但它创造出来的都是好岗位。不过，两种理论都承认，还必须问另外一些问题：今天的制造业对创新和增长有贡献吗？哪些制造业做出了贡献？制造业应该把生产基地设在哪里？

PIE 委员会的研究追本溯源，找出了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路径，这条路径和自然消失论或者自然衰退论呈现的路径不同，因为自然消失论把制造业的现状归咎于相对竞争优势的丧失。研究团队做了大量的实地研究，采访了264家企业，还对产品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整个过程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创新其实经常发生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在研究实验室、大学、公立实验室、工业科研机构把科研成果市场化方面，制造业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制造业不但把很多重要的专利开发成产品，还将产品商业化了；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生产过程也不断改良，这种温和的变化也是经济活力常新的源泉。

因此，PIE 委员会的结论是，虽然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多来源于服务业，服务业也是经济体*大的雇主，但制造业在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体中还是很有存在的必要的。本书的主要篇章都在阐述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制造业不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个观点的根源在于经济是如何在时间的长河里演变的。这个观点的原创人物是澳大利亚的科林· 克拉克（Colin Clark），他不是通过理论推理得到这个结论的，而是研究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产出数据后得到的。之后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不少文章，还出了书，宣称找到了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初是以农业为主，接着以工业为主，再接着以服务业为主。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把经济体划分为农业（他把采矿业也归到农业里）、制造业和服务业。他给制造业下的定义是“大规模、连续不断地生产可以运输的产品”。“可以运输的产品”和我们现在常用的“可贸易产品”概念基本相同，因为这些产品都不需要在生产地消费掉。在运输费用已经大幅下降的条件下，它们可以被运到遥远的大市场去卖。某些服务产品，比如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是可以运输的，这也可以算是可贸易产品。但是很多服务性产品是不能运输的，比如为老年人提供的护理服务，护理员一定要到场提供服务，移民到外国，拿到一个工作签证，才能在那里出售他的服务。

我们可以从克拉克的定义中得到一些启发：在发达经济体里，新科技层出不穷，大大降低了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都变成可运输、可贸易的了。某些国家在生产可贸易和可运输的产品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而另一些国家就只能生产那些必须在当地附近出售的产品，无法突破这个框架。在这个开放式的全球经济中，那些善于生产可运输和可贸易产品的国家就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因为它们的市场和那些只会生产当地消费产品的国家相比要大得多。

以电脑的微处理器为例，生产一个微处理器的成本高得吓人，但是一旦生产所需的技术和设备到位了，在此基础上再生产几百万个微处理器，每多生产一个要增加的成本就微乎其微了。这样，卖出去越多，利润就越高。家庭护理这样的服务业就得不到这样的规模效益，不过同是服务行业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就可以得到。那些高度量身定做的产品也无法获得这种好处。当然，有些产
品销售量很大，但是它需要某些高度定制，产品才能进行生产，这类高度定制产品也能享受到规模效益，德国生产的专业设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把设备卖给中国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本书的后半部分会讨论怎样才能在现代制造业中找出生产可贸易和可运输产品的*有价值的部分。我们采用的方法有别于克拉克以及在学术上和他一脉相承的经济学家所沿用的方法。

克拉克强调，“这是一个涵盖面广、影响深远的简单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达，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工业制造的人数，就会有所下降；当社会再进步一些，从事工业制造的人数和从事服务业的人数相比，也会相应下降”。他指出，威廉· 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早在400 年前就总结出同样的“原理”。佩蒂爵士在1691 年的著作中通过计算得出，荷兰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和英国高，是因为荷兰人脱离了农业和机械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克拉克宣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印证了“佩蒂原理”是正确的。为了支持这个论点，克拉克把他对产出和收入的研究扩展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只要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都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