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第一辑

沈从文及他的《边城》 凌　宇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30 周年，因此到这里来和大家谈一谈沈先生的《边城》，我感到很高兴！也以此作为对沈先生的一次怀念。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题目是《边城》的思想情感内涵。沈从文先生是举世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师，《边城》是他的代表作，这一部作品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且在1988 年进入了*后二选一的候选名单。这一年的五月，从文先生去世，如果再晚两个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非沈先生莫属。我说这个话，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席提供的证言。 《边城》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文学经典，是一部十分精致、美到极致的卓越的艺术品。其言论呈现给读者以“现实与梦”水乳交融的结合（沈从文语），通过小说中人物情感脉络寄寓对自我与湘西少数民族命运的沉痛感慨达到的深度（朱光潜语），人物内心刻画的精彩传神（曾有一位女读者说，沈从文是一个男人，却对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心理那样体察入微，真让人难以置信。因为翠翠的心理状态，我们也曾经历过），作品所营造的情景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以及由小说的开头、主体部分到结尾形成的环环相扣的连轴画卷感，或者如汪曾祺所说，《边城》如画坊笙歌，从远处来，过近处，再到远处去。读完《边城》，掩卷沉思，仍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今天我不想详细地分解这些属于《边城》的艺术形式层面的特征，沈从文先生当年曾对他的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倘若得到你的承认，你就会明白我的作品目前与多数读者对面时如何失败的理由了，即或有一两个作品给你们留下点好印象，那仍然不能不说是失败。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今天主要谈谈《边城》用艺术形式展示的精美的匣子所装的珠宝，也就是《边城》思想情感内涵。 《边城》有一个十分精彩的结尾： 在边城发生的那一场人事牵连尘埃落定，老船夫猝然死去，二老傩送独自驾船远行，翠翠在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后，独自留守在渡口，等候二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结尾，既不是传统小说的大团圆式的结尾，也不是纯粹的悲剧性的结局。就翠翠和二老的爱情关系而言，可以说是希望和绝望并存。但是，无论如何，翠翠仍然矢志不移，坚持着她的边城守望——不改初衷，无问西东。 《边城》塑造了翠翠这一人物形象，她所要守望的是什么？就故事的表层意旨来看，是守望驾船远行的二老的归来。但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有意象，“渡口守望”还有其深层的意旨，那么这意旨究竟是什么？ 先听沈从文1934 年返乡之行所发的感慨：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其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这是沈从文在返乡之行以后，在《长河》题记中所发出的感慨。 重读这段感言，我不由想起去年冬天，和湘西州文联黄叶主席一起到福建武夷山，写过一首词。这首词叫《永遇乐·武夷山抒怀》： 九曲溪边，蓦然又见，朱子行处。磐石清流，紫阳嘉树。心性儒经注，莘莘学子，寒灯残月，犹听晨钟暮鼓，记当时，诗朋文友，风云几番吞吐。 流年似水，可怜时下，灵府荒芜如许。络绎人流，附山行蚁，踉跄天游路。武夷精舍，门庭罗雀，珠玉自当尘土。仰天问，天柱折矣，又谁可补？ 武夷精舍是朱熹当年给学生讲学的地方，这次到了武夷山，看到很多游客，如蚂蚁一样往山上爬，但是武夷精舍里门庭罗雀，人的灵魂荒芜如许，把珠玉当做了尘土，一切梦想流失。我对民族精神、道德层面忧虑，和沈从文先生当年重返湘西的忧虑产生了共鸣。《边城》问世至今已经84 年，而民族精神、道德层面所呈现的境况与危机，似乎又回到了沈从文当年观察的原点，这不能不让人感慨。 《边城》结尾的守望意象，所守望的正是民族品德的重造与回归。这并非我们给《边城》强加的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而是《边城》所述人事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回到《边城》文章叙事本身。 读过《边城》的人都知道，《边城》叙述的是一个关于二老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故事。整个故事有两大情节链，两大情节链形成了两个叙事序列。 一是围绕二老——翠翠——大老三人关系展开的故事情节链。其中，内含的矛盾对立项是车路——马路（两种完全异质的婚恋形态）。车路：封建婚恋形态，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切由双方父母做主；马路：前封建社会的原始婚恋形态，依旧保留在苗族聚居区，其本质是男女婚恋自由，通过对歌选择婚恋对象，一切由当事男女自己做主。 二是围绕船总女儿——傩送——翠翠三人关系而展开。其中，矛盾对立项是碾坊——渡船。碾坊是船总女儿身份的象征，一座新碾坊一年的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渡船则是翠翠的身份象征，这条渡船是边城的公益财产，并非翠翠家所有。杨马兵说：“翠翠乖巧能干，将来谁得到她是谁的福气。”老船夫回答说：“什么福气！又无碾坊做陪嫁，一个光人。” （湘西方言：光人即光身一人，什么身外之物也没有。）对二老而言，选择渡船则是选择心中的爱，这里有爱而无钱财；选择碾坊，便是眼里只有钱财而弃爱意。二老*终的选择是拒绝碾坊，并坚信自己应该得到的只是一条渡船。 既然二老与翠翠真心相爱，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边城社会里，又尚未确立起父母强行干涉儿女婚事的威权——即封建婚恋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为何*终却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回答这个问题，需留意小说的几处相关细节描写。 顺顺对二人婚事的态度。其一，是龙舟竞赛那天，顺顺家请来了两家客人，一家是船总家母女，一家是翠翠与老船夫。客人到后，船总家母女二人被安排在家中*好的地方，翠翠则被安排在船总家母女的旁边。其二，是二老的出走。二老为何出走？是与他父亲吵了一架后赌气出走的，吵架的缘由是顺顺逼二老在翠翠与船总女儿的婚事上表态。二老的回答明确点明了顺顺的心事：这事如果为的是你，家里多个碾坊多个人，那你就答应；如果为的是我，我可得好好的想一想，也许我命中注定只该得一座渡船。 第二处是龙舟竞赛时，几位乡村妇人对二老面临的两种选择的议论。一位女人说：“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另一位女人不同意她的看法，“那谁知道，横竖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这场乡下妇人的对话，显示出边城社会价值形态的典型症候。一面是原始乡村古朴的人生价值选择： 渡船不会不如碾坊；一面是相对于原始乡村的“现代”的人生价值选择：他又不是傻小二，不会不要碾坊，要渡船。 正是这种无形的唯实唯利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其中兴风作浪，*终形成了《边城》故事的结局，促成了二老和父亲的矛盾的爆发，促成了二老的赌气出走。也正是老船夫隐隐约约所感到的这种价值观对翠翠和二老关系的威胁，对翠翠可能重蹈自己女儿当年悲剧的覆辙的忧凄，在一场雷雨交加的晚上死去。当年，翠翠的父亲作为屯防军人的身份，与翠翠的母亲结婚不成而自杀，翠翠的母亲也自杀，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无形的观念所造成的悲剧。我认为，沈从文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却在暗示翠翠母亲的苗族身份，这正是民族的歧视观念导致的。 因此沈从文在他的《〈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面说，这作品本接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的注意不在引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守望的，是在唯实唯利的人生观蚕食人性的二十世纪初叶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渴望不唯利便、不唯物欲的属人的爱的同归，属人的本性的复归，这也正是小说结尾边城白塔的坍塌与重建的寓意所在，也是《边城》故事层面所显示的主题指向。 然而，《边城》还有着超越故事本身层面的更大的思想情感寄托。这需要从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谈起。 一是老船夫形象。老船夫堪称是老湘西之子，在他身上延续着老湘西的全部美德。朴实、善良、诚实、睿智（并非那种因饱读诗书形成的知识型睿智，而是一种历经世事沧桑而形成的经验型的聪明与智慧），他重情重义，尤其是对儿孙辈深入骨髓的关爱，对人生命运的令人心痛的忧患意识；同时，在他的身上又带有因为知识理性的缺失所形成的保守习性与对人生命运的无从自主把握。“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时时流露出对造化弄人造成的不公平命运的无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不为人理解的人生孤独感，那份为儿孙辈求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所付出的全部心神、以致心力交瘁的努力。“这老头子做事弯弯曲曲，大老的死是他造成的。”顺顺的奚落，二老的冷淡。 二是翠翠形象。沈从文是塑造乡村少女形象的高手，同《长河》一样，翠翠是沈从文湘西之思的一种理想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不同于沈从文笔下其他少女形象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自己人生命运的自主把握。在车路马路的选择中，翠翠遵从的是自己内心的指令；在二老出走之后，独自守候在渡口，等待二老的归来，可以说是不忘初衷，信守本心，不问东西。对翠翠形象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寄托，源于沈从文对乡下人现实的自在的生命状态的沉重的反思。谈这个问题，可以涉及沈从文小说的全部创作，这里我举他的一篇小说为例，看沈从文是如何反思我们乡下人自在的生命状态的，这篇小说叫《萧萧》。这篇小说是写一个童养媳，名字叫萧萧，她嫁到婆家以后的任务就是整天带她的小丈夫，他们家有一个长工叫花狗，花狗用歌挑逗萧萧，萧萧怀孕了。萧萧开始想把肚子打掉，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想到逃跑，但是花狗到约定的时间不来，花狗自己偷偷逃走了。萧萧怀孕的事被家人发现了，面临两种选择，沉潭或发卖。*后决定不沉潭，因为双方家里都是农民，都没有读“子曰”的人物。要把萧萧卖掉但是没有人来买，萧萧十月期满生下了一个团头大耳的儿子，合家欢喜，萧萧不卖了，过了两年，萧萧和小丈夫生下了儿子。 萧萧这个人物的形象*显著的特征就是理性的蒙昧和无从独立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她的命运全都是人生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的。如果家里当时有个读子曰的人会怎么样？如果恰好有买主会怎么样？到十月期满生下个女儿怎么办？沈从文是有意设计这些情节，因此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身处悲凉的人生境界，却不觉悲凉，她从不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从来不曾想过要独立自主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正是在老船夫和翠翠这两个人物形象中间，在他们的情感演绎中，融入了沈从文对自己人生经历与湘西少数民族命运的沉痛感慨。沈从文在他的散文《水云》中说，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说在读者间得到了一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的这篇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至于刘西渭（李健吾）先生的批评说的，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的一点哀乐的原因。只有朱光潜先生准确地道出了依附在《边城》中的情绪内涵，他说《边城》表现被生活长期压迫却富于幻想和灵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郁与痛，翠翠是显示从文自己的生命性格，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知识分子的心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又是一部象征的抒情的作品。 综上所述，《边城》的思想情感内涵，触及到的是对湘西民族的再认识与对民族的品德重造的渴望。这两个问题又有着文化学上的内在关联，民族品德的重造的文化资源何在？沈从文正是在老乡村保留的朴素人性美那里找到了资源。原始朴素的人性美与生命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应该成为重造的民族品德的两大精神支柱。 在《边城》题记上，曾提起一个问题，即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液里或梦里。相宜的环境中，便可能唤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边城》所关注的民族品德重造问题，恰恰是二十世纪严峻的中国问题（二十世纪到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是救亡图存和治穷；在精神、文化层面，则是民族品德的重造）。这一严峻的中国问题，到了今天，变得愈发严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培养出的唯实唯利的人生观全面腐蚀人的心灵，导致全民道德底线全面失守）。今天重读《边城》，便益发感到了沈从文《边城》里的忧患意识的价值与意义。 2018 年4 月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