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6:东方文学学科之起步-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

　　《1958-1966：东方文学学科之起步（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　　二是“本着党的‘厚今薄古’的方针”。1958年3月10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学风相当盛行。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讨论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的表现。他强调学术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研究新时代的新问题。陈伯达的讲话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今”问题的大讨论。有的主张“厚今薄古”，有的主张“厚今厚古”，有的主张“略古详今”，有的主张“博古通今”，有的主张“古今分家”，等等。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以“‘厚今薄古’论战胜‘厚古薄今’论”为题总结了这场讨论。文章认为：辩论中出现了十多种不同观点，但从实际上看只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两派；然后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于古代历史和古代作品的研究和教学，长期和古人为伍，加上立场观点不够正确，分析批判不够充分，很容易引导人们留恋过去，怀古鄙今，逃避当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迷失方向；“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斗争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以后，“厚今薄古”便成为党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当时不少人简单地理解为古今分量和比例的问题，即在工作中少研究古代的，多研究现代的；在教材里少写古代的，多写现代的；在课堂上少讲古代的，多讲现代的。《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恰逢此时问世，自然会以“厚今薄古”为指导方针，并且由于不少编写者也持有类似的简单化的理解，所以在编写《大纲》时便尽力压缩古代文学，尽力扩展现代文学。加之东方文学从来就没有写成过历史，尤其缺乏古代文学的材料，于是便形成了古代文学内容过少，现代文学内容过多，古今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　　三是“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和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这里所谓“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既包括西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也包括东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学；所谓“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应该是指东方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进步文学。这种提法显然有片面之嫌，上文已经有所论述。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下问题：评价文学作品应当既注重思想性，也注重艺术性；既注重思想内容，也注重艺术形式；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更何况所谓思想性和思想内容也不仅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和阶级属性，还包括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以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进步文学为原则之一，往往就会忽视其他许多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文学，往往就会忽视从古代到近代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往往就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发展的面貌，往往就会不适当地抬高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地位，而贬低其他文学的地位。另外，重视东方文学当然是正确的，但东方文学同样既包括古典文学，又包括现代文学；既包括无产阶级文学，又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既包括进步文学，又包括其他文学，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一部分，而忽视另一部分。　　四是“特别是关于阿拉伯文学部分，结合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增订的必要”。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阿拉伯文学，固然是由于这个部分内容不够充实，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正是阿拉伯各国掀起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时期，所以提出必须增加这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编写者思想观点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