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说，玛丽修女的奚落也是一种“言说”，让杰克明白为存在寻找一个超验的意义已是徒劳，生命的意义或许就产生于你超越“唯我”的那一瞬间。这一点在小说*后一节通过叙述视角的变换得以体现出来。这一节为读者并置了三件事：一是讲述杰克家中*小的儿子怀尔德不小心把三轮车骑到公路上，虽然没被车碾轧却掉进公路对面的水沟里，*后被一位过路的“摩托车手”救起的过程；二是讲述铁匠镇居民到立交桥上欣赏落日的情景；三是讲述超市货架重摆后给人们带来的惊恐与不安。值得注意的是，在讲述**件事时，小说抛弃了杰克的视角，而是让目睹这件事情的两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妇女来叙述。这种叙述视角的改变从形式上让读者感到一种他性力量的掺人，因为在这之前小说一直采用杰克的**人称叙述。正如埃伦·皮弗（EllenPifer）论证说，怀尔德的故事为小说增添了积极的基调，肯定了“社区的力量”①，整个过程似乎都在说明，虽然死亡的威胁存在，但人们的责任心与爱心将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但是，这种乐观基调因为后两件事情再次被削弱。超市重整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的恐慌似乎重新证明了“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混乱的一大胜利”（25），而一起观赏落日的人群虽然让读者暂时感受到社区的存在，但每次人群散去之后，他们就又重新回到“原先分离的、防备有素的自我”（359）。习惯于寻找一个美好结局的读者或许感到有些沮丧，但德里罗可能根本就不想给《白噪音》设置一个理想化了的结局。如果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McHale）在《后现代小说》一书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本质上强调的是“本体论”这个观点成立②，那么德里罗在这部他默认为后现代小说的作品中要表明的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个体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去正视一个失去形而上学意义的社会，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难免会让人恐惧，而技术的非理性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更是让人“防备有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去构建一个完全脱离社会关系的自我。恰恰相反，只有在与他人相遇中才能超越自我身份的困扰，发现内在于自我的他性，从而找回那“被遗弃的意义”（201）。因为正是对他人的同情与责任使杰克避免成为杀人凶手、使赫尔曼·玛丽等修女们为生命找到落脚点、使怀尔德得以从险境中脱身，而社会正因为人类责任心的存在而没有失去发展的动力。也许，这才是本真的存在，一种从“唯我”走向“他性自我”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抗拒死亡的虚无。值得一提的是，杰克*后不再接查克拉伐蒂大夫的电话，拒绝与后者讨论自己死亡的事情。经过几番挣扎的他大概已经接受生命的暂时性与偶然性，而这反而可能让他更能体味到日常生活的快乐。当然，他对他人的宽容与责任感也许随之增加。毕竟，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不朽与不道德总是紧密相连”。　　从这个层面讲，《白噪音》是德里罗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自我存在进行的一次深入思考。在小说中，他展现了自我同一性的虚幻。这不仅是因为一种超验的自我已随上帝一起退却，而且因为企图依靠消费与影像文化来构建一个独立的自我*终只是一时的幻影。更可怕的是，对自我同一性的过度追求只会导致毁灭性的暴力。相反，只有不断地超越自我的负累，直面他人渴求的面容，才能为胆战心惊的生命找到一个落脚点。其实，对他人命运的关注与负责同样也是德里罗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要求，因为他并不认为“作家可以允许自己享受把自我与大众分离的奢侈，即使他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在打字机、纸和笔陪伴下独自在房间里度过大多数生命时光的人”。但倘若要详细了解德里罗在后现代语境下对作者身份的思考，我们需要对《毛二》这本小说中的写作伦理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