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系列丛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对金融业爱恨交加似乎已成全球趋势，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地方政府很喜欢金融业，金融业对GDP贡献不小，还可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金融从业者的薪酬列各大行业之首，金融也成为大学*热门专业。与此同时，社会对金融颇有微词： “企业为银行打工”、 金融业“暴利”、“脱实向虚”、“自娱自乐”、“金融乱象丛生”等等。中央政府则是为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焦虑不安，要防“黑天鹅”，更要防“灰犀牛”。金融“脱实向虚”趋势十分明显：不仅出现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金融中介链的拉长致使产业融资成本上升，而且大量产业资本也转而介入金融领域。金融“脱实入虚”实际上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金融“脱实入虚”表现突出。 首先，金融部门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已超出新增财富总额。我们发现，2014年以来，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超过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图3给出了1990年以来金融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国别比较。其中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个是2006年，当年中国金融增加值的GDP占比在4.6%左右，与德国水平相当，并且与之后的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处在相近的水平。2007年金融增加值的大幅上升可以股市的大牛市做出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金融增加值的占比持续上升。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在2014年。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7.4%，而金融增加值占比也达到7.4%的水平，之后中国金融增加值的比例不仅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超过了全球金融*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增加值比例。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存贷款利差或金融机构佣金收益看作是金融运行效率的反向指标。银行部门利差越大，金融机构佣金水平越高，说明金融业运行的效率越差。如果我们用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差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比例看作是银行业运行效率的负相关指标，那么如表4.1所示，这一指标已从1995年9%上升到2015年的65%。也许行长们会说，高利差是为了帮助银行抵销贷款的坏账损失。1999年中央政府在基准利率下调的过程中，增加了近一个百分点的基准利差，目的确实是以利差补贴帮助国有银行冲销政策性坏账，只是民生银行等新兴股份商业银行并无政策性坏账，却搭此便车得到了急速的扩张。但是2006年前后国有企业盈利状态良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整个银行体系也已全面达到国际银行的稳健指标。理论上讲，有效率的银行信贷配置应该是支持有效率的投资和生产活动的，而有效率的投资和生产活动是不会派生坏账的。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恰恰说明信贷的配给是低效或无效的。金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或错配如何成了金融机构获得高收益的理由了呢？如果说高收益是为了抵补高风险，那么我国银行体系却是在国家信贷担保前提下获取高收益的。高收益归金融部门内部人所有，而金融资源错配及其所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则由国家财政兜底或通过央行增发货币救助分摊给全体社会成员。 由此可见，从广义利息或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来看，金融业获得的份额已超出其合理的水平，而且其超额部分是以金融资源错配为前提的。 其次，出现资金融通链条拉长和资金空转的倾向。从社会融资总额的数据来看，银行信贷占比已从2002年的91.9%下降到2013年的51%，同期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两项合计则从0.9%增加到2013年的25.3%。央行发布的存款类公司对非存款金融机构的债权数据提供了另一佐证。存款类金融机构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债权存量已从2012年末的6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27万余亿元，2013年以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3.6%、46.5%、53.46%、48.23%。2017年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致力于压缩金融部门内部的杠杆率，才使这一指标的增长速度下降至5.5%。 再次，实业资本“脱实入虚”。*先是国有企业成为信贷的倒卖者，以基准下浮10%的优惠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再由集团内财务公司等金融子公司以高利率放贷给其他企业的方式套取官方和非官方市场的利差，以金融利润弥补或掩饰其实业的亏损。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积极布局金融业务，通过获取各类金融牌照成为金融控股集团。由于国家信用担保的正规金融体系和非官方市场的分割以及两个市场间扭曲的高利差，这些从实业转向金融的控股公司大都实现了金融收益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规模上超过了产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