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常见的疑问　　马勒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　　1991年8月，正在克里米亚（Crimea）度假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寓所接见了军方代表，由于试图抵抗苏联极权专制重返舞台，军部当场对其实施软禁。之后的三日，一切对外联系被中断，戈尔巴乔夫处于隔离状态。他的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娃（Raisa）突发高血压，身心几乎崩溃。此时在莫斯科，抗议的人群涌入大街，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国会外部署了守夜的武装警戒。通过电视直播，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政变被粉碎后，戈尔巴乔夫重新回到办公室，同年底被酗酒又贪婪的叶利钦罢黜。　　12月，身为总统*后几天的某个夜晚，戈尔巴乔夫带他太太去听了由阿巴多指挥的马勒第五交响曲。在此之前，他们对马勒毫无概念。当晚的音乐极大地震动了他们。“我有种感觉，”戈尔巴乔夫写道，“不知何故，似乎马勒的音乐与我们的处境相连，他所传达出的‘重建精神’与当时的俄罗斯经济改革运动这一背景完全吻合，充满热情又百般挣扎。”赖莎称：“这音乐让我震惊，听完后整个人心灰意冷，仿佛生命不再有出口。”阿巴多安慰她，称这绝非马勒的本意，但赖莎依然久久不能平复心绪。作品中非常个人化的感受令手握世界第二大权柄的夫妇坐立难安。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生活中，我们总会面临冲突与矛盾，但要是少了它们，生命也就不成立了。马勒精准地捕捉到了身为人的、左右为难的境况。”　　冲突与矛盾——对于一位世界政治领袖而言这算是相当不错的音乐分析了——的确是马勒艺术的精髓，不过仍然无法解释，这位坚毅的政治家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对抗时，为何仍能立刻感受到马勒作品所带来的冲击。音乐里某些东西刺穿了戈尔巴乔夫面对公众时所披挂的盔甲，直击个体的无意识层面。有些改变发生了，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很多人与戈尔巴乔夫一样，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终其一生都在聆听马勒。历经数十年的冷战、热战、贪污、低能荒谬的行政效率，苏联的艺术已具有了一系列人人不得越界的标准化模板，任何违背既定方针路线的诗人、作家都会被放逐。事实上，苏联的音乐就是人们生活的背景乐：永远的官方、情绪激昂。　　然而，音乐家总有办法扭曲官方路线。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用15部交响曲、15首弦乐四重奏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听众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表达方式，而人民委员会却完全找不到起诉他的理由。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用音乐记述了苏联解体的开始，但也没有冈此被发配到盐矿做苦力。这两位都借鉴了马勒的表现手法——在乐谱中使用“反讽”。　　依据塞缪尔·约翰逊的定义，“反讽”是一种“字面与内在表意相对立的修辞手法”，即表面上似乎在说一件事，但其实表达了另一个意思。在马勒出现之前，音乐只是对简单情感的汇编，满足于直接、明了的情绪抒发：快乐、悲伤、爱、恨、激昂、阴郁、美、丑，诸如此类的初级划分。马勒则在**交响曲中尝试让两种互相悖反的意义平行并列：孩童的葬礼突然被放肆的狂欢曲打断，原本悲伤的哀悼急转入精神错乱的癫狂，音乐失去了应有的悲剧气氛，变得荒谬怪诞。运用同样的二元对立，作曲家可以抵制嘲弄政权，在钳制中找到些自由的出口。表面看来，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然而在音乐创作中他简直胆大妄为，大量运用马勒式的反讽（极尽隐藏、编谜题之能事）。以第十一交响曲为代表，肖斯塔科维奇在激昂的“颂歌”中穿插进马勒的《复活》交响曲片段，辱骂意味十足。到了下一代，施尼特凯则从马勒**交响曲的一系列复杂信息中取材，衍生并发展出“复风格”。借由苏联音乐家的巧思，马勒成为一股颠覆性的暗流。这其中的敏感性自不必说，苏联的国立乐团尽可能在音乐会曲目中回避马勒的作品，然而马勒精神如伏特加早已渗透俄罗斯民族的血液。在戈尔巴乔夫的耳朵里，第五交响曲与日常音乐并无什么差别，只是有种不祥弥漫开来。　　当俄罗斯人把马勒视作接纳不同政见的自由容器时，苏联的“冷战”对手——美国则试图将马勒植入普罗大众的文化意识，他的作品不但常被用作国殇时的哀乐，同时也进入了大众流行乐的领域。就在约翰·肯尼迪遇刺案事发后一周，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以示哀悼；其胞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上则演奏了第五交响曲的小柔板（Adagietto）。2011年“9·11”恐怖袭击后，大量美国乐团及广播电台轮番演奏、播放马勒的作品。某美国作曲家称：“马勒的歌曲、交响曲预言般的哀悼了那场世纪之灾的罹难者。”马勒的第二、第五及第九交响曲与同样马勒风十足的塞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的《柔板》一起，成为美国哀悼音乐的首选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