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菊荣评传

　　《白驹荣评传/中国艺术家评传·戏曲卷》：　　**章 艺海沉浮　　白驹荣口述尚德贤整理　　1892年，我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大良镇勒流乡龙潭村一个贫苦的家庭。原姓陈，小名陈荣，字少波。我的父亲陈厚英是个粤剧小演员，收人低微，仅能勉强维持两餐。因发妻无生育，再娶李氏为妾，我是李氏所生。我刚满9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和我顿失所依，孤苦凄凉，在乡间无法维持生活。母亲不得不忍痛将我送到广州跟随“大母亲”生活。幸而“大母亲”待我像亲生骨肉，10岁送我入学读书，我的生活算是有了依靠。可惜好景不长，“大母亲”家境也日渐穷困，没法继续供我念书，14岁我便失学。为了帮助“大母亲”的家计，我只好到社会上谋生，*初到顺德县勒流乡投靠亲戚，在他们经营的纸扎店当小工，但是做这种手艺，是有食无工（钱）的。　　1909年，我从勒流回到广州，在一家鞋店站柜台。柜台站久了，年龄一天天大了，我一心想找份收人较好的工作。但由于自己欠缺社会经验，不懂得世途险恶，在和顾客的交往言谈中，常向他们表示自己心中的愿望。一天，有个顾客说，可以介绍我到一家洋行做工，要100元（白银）介绍费。我信以为真，满心高兴，回家央求“大母亲”筹借100元，交给这个介绍人。哪知交钱后，此人杳无音信，我才知被骗了。可是，鞋店的工作已辞退，我回家受到了“大母亲”的严厉斥责，心里很难过，思前想后，真感到天下虽大，却无我立足之地。　　一、投身梨园　　19岁那年（1911年），我失业在家。不为“大母亲”所容，心里很苦闷，在无计可想的时候，便想继承父亲旧业去做戏剧演员。但当时社会普遍歧视戏子为“成人不成器”的“下九流”，低人一等，我有点儿拿不定主意，怕遭别人的白眼，但为了生活，终于硬着头皮请友人介绍我到“天演台”戏班里学戏。　　在“天演台”戏班，我拜郑君可为师，他是班里的正印花旦。　　“天演台”戏班，不属“八和”红船班的范围，名叫“改良志士班”，是用白船的。清朝末期，这种“志士班”在广州有好几班，如“优天影”“国风社”“振天声”等。这些戏班子由辛亥革命中的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和报馆记者组成。开始时，他们以市郊花地和黄沙等地作为活动学戏的地方，日间排戏，晚上问或演出。他们的活动虽然被当地警察局侦知并注意，但碍于他们多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清朝廷官员害怕洋鬼子的势力，不敢公开禁止他们的活动。　　“志士班”人员除排戏、演出外，还进行宣传反清的革命工作，鼓舞民众的革命热情和爱国精神。有位报社记者名叫黄鲁逸，写了许多反映清朝黑暗统治的剧本。我初到“天演台”戏班，经常听到一些老倌（主要演员）对我们青年人谈论“嘉定十日”“扬州屠城”“广州大屠杀十八甫路”等悲惨故事以及清政府如何腐败、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如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给英帝国主义”等），提出要唤起民心，推翻满清王朝。我听了非常激动。　　“天演台”所演剧目主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改良戏，曲词多用广州方言。演出剧目有《火烧大沙头》《贼仔升官》《戒洋烟》《虐婢报》《徐锡麟》《秋瑾》等，都是揭露和讽刺清王朝统治者的残暴与黑暗、提升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的戏，当时很受广大人民的欢迎。每当戏班从农村回到广州的各大戏院演出，都会特别将各地农民送给戏班的锦旗和白帐挂满舞台、座位两旁和戏院大门。这样的布置对观众的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戏班里的骨干成员多是爱国青年。　　在戏班学戏，生活艰苦，除了两顿半饱不饱的饭，什么也没有。每餐由“柜台”发菜钱（每人发给1个铜板，1个铜板等于10个铜钱）。天天吃青菜汤，真难下咽。当学徒的连晚上睡觉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不管在舞台或船上，只有没人睡的床位你才能躺下睡一觉，并且都是“孑子仔”（即两人共睡一床）。这种学徒生活按行话说，便是“食无时候，困无窦口”。　　师傅郑君可认为我的相貌还不错，要我跟他学“旦行”，可我不甚愿意学这个行当而想学“小生”，他便不再理会我了。自此，我变成个无师之徒，学无所从，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在班里，除了白天和晚上专心看演出外，为了获得老前辈的帮助指点，我按照徒弟对师傅应有的规矩，主动为老师们买茶、冲茶、打扇、松骨，争取老师们给我教艺。剧务吴友山认为我的嗓音好，愿意收我为徒，于是我签了3年师约，拜吴为师。　　友山师傅对我严格要求，悉心教导。不管是叮板、唱腔，还是眼法、身段，都一丝不苟，偏一点儿也不行，使我学有所依，上了正道，学艺之心更切。我除了跟师傅练功外，在空闲时还和两三个师兄弟，学习主要老倌的表演身段、唱腔和叮板，加强基本功锻炼。为了熟悉每出戏的“排场”和专曲、专腔，不管是日场戏还是夜场戏的演出，我都专心注意观看，把每个角色的表演动作印入自己的脑子里。待戏演完，别人都休息了，我还要把一天所学到的表演动作再进行反复的练习。不这样苦学勤练，便记不牢，学不到。戏行老前辈常说：“台下十年，台上一现。”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辈，是很有教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