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6辑)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节选）
　　在“汉学挑战”的论述中，汉学家由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所定义。他们不但代表了一群具历史学心态的学者，也代表了文学、艺术、考古、字源、文献、宗教、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国哲学对扬于这一系列的学术领域而立。它透过对立、排斥和自我孤立去创造自己的身份。
　　在我看来，汉学不是一个挑战，而是一个机会。它可以让中国哲学学者以一个更具创造力的方式理解他们的研究材料。就好像今天的中国哲学曾得益于西方哲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而汉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却没有好好利用。中国哲学排斥汉学的理由，跟西方学界排斥中国哲学的理由是一样的：它们都建基于甚么是哲学、甚么不是哲学、我们理应如何做哲学的预设。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中国哲学的角度，要求西方的哲学系怀疑这些预设，并扩阔他们的哲学观，那么我相信站在汉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要求中国哲学做同样的事。
　　我们无需延续这个已经用了好几十年的研究模式也无需继续用同样的研究框架。如果汉学研究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那就是差不多所有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知都应该受到质疑。当然，打破这个研究领域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预设会带来不确定。但正如早期中国哲学家也要面对不尽如人意的世界，我们也必须思索如何处理这个不确定性。
　　戴卡琳（Carine Defoort）讨论了中国哲学学者面对那些会引起混乱的汉学研究成果时，他们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同处理，以及情绪在当中的角色。她引述了《庄子》作为她方法论上的启发，主张我们休于非知（non-knowledge），以及强调了对自我无知和合理质疑保持开放的重要性。她说：“我们的极度无知，本身即是一种哲学灵感的来源。”除了接受无知（non-knowing）之外，汉学研究更可以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潜而不显的预设（un-knowing）：发现到那些形塑着这个领域的范式、打破心灵的壁垒而对文本有全新的阅读、挑战那些长久以来的固有故事与观念、在哲学的惊奇里找到知性的乐趣。
　　大部分中国哲学学者，面对着因盛行的论述框架崩塌而来的不确定性时，他们都选择主动地无视或取消它。本文则主张另一种策略：把其他领域的知识与分析工具，融入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例如，我示范了如何在没有“书”“作者”等框架的情况下，做有意义的哲学分析。这种哲学分析是一种跨文本、问题主导的研究，去找出概念、文学、论证关系里的融贯与可诠释性。
　　早期中国并没有如今天的学科区分。受到早期文化的前学科特性启发，我提出中国哲学与汉学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个发展“后学科”的契机。*近，学界发展出愈来愈多概念术语，去描述学科之间不同层级的互动。当中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互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后学科”（post-disciplinarity）等概念。概括而言，“多学科”预设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并同时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互学科”容许学科之间的结合与调和，但仍承认了学科之间的界线，学科之间在这种结合与调和下会有很丰富的交流；“跨学科”认为，如果透过另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审视原有学科的话，能得到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原有的学科；“超学科”旨在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并且*越所有它们之间的界线。
　　所有这些学科模式都源自对学术领域区分的不满。可是，尽管它们都不满于一种固定的、人为的学科界线，它们仍受限于学科领域区分的模式。就此，“后学科”则回归到早期文化的前学科，在整体的层面去做研究。“后学科”的研究者融合各种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容许各种崭新而可行的旁涉与协助，以把握各种构想与论域之间的内在连结。比起其他方法论，它对每个研究主题之间相互依赖性，也会更加小心处理。
　　“后学科”与其他学科类别的差异是，它拒绝承认在某个研究范围内（我的个案便是对早期文化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合法的学科界线。它采用的是一种问题主导的进路：“后学科分析始于在不管任何学科分类的情况下，辨认出某个个别问题。然后组织、发展和融合那些必要的概念、方法和知识去处理该问题。当中完全不会诉诸任何学科界线。基于这些理由，后学科进路亦会批判现存学科在认知上和存有上的限制。它明确地由问题主导，而非受学科所指挥。”拒绝了学科之间的合法界线，不代表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反学科的进路。反学科只会取消所有门槛，让一切都被容许，*终很可能只会带来折中主义和（或）矛盾。相反，取消学科的界线，是邀请我们采用一种由问题主导，而非受学科局限的进路。
　　后学科视野让学者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现象的层面本身，而非那一套学者用来理解该现象的学科所带来的规范。正如专研旅行的学者Naomi Pocock出色的总结说：“学科可被视为‘一种加诸在研究上的人为框架’（Fuller, 2003, p. 1）。这框架会‘蒙蔽知识的生成’（Coles et al., 2005, p. 33），并代表着‘一种对（其）发展的演化性死胡同’（Sayer, 2001, p. 90）。跨越学科的界线能使学者挑战他们所属学科的理论与哲学假设。”如要打破汉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的僵局，双方学者大抵都要采取“后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把后学科应用在对早期中国与早期文化的研究中，意思很简单：利用各种丰富而多元的研究进路与视野，以更好地处理一个主导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以学科的角度，尤其是学科之间（如中国哲学与汉学）的对立，去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利用所有资源，去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路。在此意义下，后学科体现了适应能动性：每时每刻都按自己要处理的事情，调整自身的方法与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