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导　论 没有一种历史背景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它鲜活地存在着，灼烧着人类的、历史的、知识界的以至文学界的热忱，不只萦绕不散，竟还迷醉人心，以致于1978年，在当今*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无数法国、英吉利海峡乃至大西洋彼岸的修正主义学者竟深受刺激，竭尽所能欲证实大革命尚存。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纪念，恰好在同年，欧洲共产主义宣告失败。新兴的修正主义浪潮将1789年时人们的愿景展现在了新一代青年面前——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权利及幸福。可仅仅在四年后的1793年，这些美好的希冀便了结于彻底的恐怖：紧急政府与即时处决系统。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可谓恐怖的代名词，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苍白羸弱，精神紧张，优柔寡断，但坚守原则。在大革命以前，他在法国北部阿图瓦省的阿腊斯城做律师。他曾经坚定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并激烈反对死刑。罗伯斯庇尔本是个雄辩家，行文也是咄咄逼人，可力求完美的个性又让他剔除锋芒，恪守着节制而正规的风格。另外，罗伯斯庇尔非常不善于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他穿着低调却一丝不苟，视力不好，思维时常含混不清，总是坚持着自己无趣的生活节奏。就此推断，他本该湮没于法国大革命的无尽喧嚣中，窒息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人物的包围里。然而，罗伯斯庇尔却变成了大革命*疯狂时期的代言人，他让“恐怖”堂堂正正地成为了共和精神的化身，成为通向他所描绘的那个理想法兰西的必经之路。无论罗氏眼中的理想社会是如何虚幻不可及，在政治上带来了何等误导，从历史上看又是多么稚嫩，他却毋庸置疑地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写了欧洲的未来。了解罗伯斯庇尔是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同时也会对我们了解现代欧洲政治诞生时，民主与狂热的令人不安的联姻带来启迪。 乱世出英雄。那些在革命中夺权的平民领袖往往会比在和平年代通过世袭或竞选而当政的领导者更具吸引力。不过罗伯斯庇尔的平凡出身却只是诋毁者和宿敌手中的武器，而非他本人华丽上位的砝码。那个时代拥有太多比他更有天分的革命家、比他更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以及无数充满热情的不凡人物。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迈出的每一步都遭受了质疑，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的三级会议选举，直至1794年走向断头台，而大部分质疑都有理有据。不过，仅仅是对他所不具备的才能或未能做到的事情的总结，绝不足以描述罗氏其人。 罗伯斯庇尔本身和他对那段拉开现代欧洲政治帷幕的历史的贡献都是相当复杂的—— 一切有关他的说法都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怪人，而法国大革命本身亦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那边，在盖着生石灰的无名墓穴中，他身首异处、尸骨未寒；这边，他的个人性格与他在大革命中所扮演角色之间的关系便已成为议论无休的话题。他短暂的政治生涯虽足以为他在世界历史中博得一个恒久的席位，却又不足以让后世盖棺定论，还他一个或荣或辱或荣辱参半的名声。 对他的敌人来说——活着的或是死了的——他永远是血腥的：**个现代独裁者，“恐怖”的发明者和实施者，扼杀了千万条生命。一位侥幸保住了性命的政敌如此预言： 历史不会在这个魔鬼身上费多少口舌，只会留下寥寥几句：“这一次，法兰西可谓坠入了不堪的深渊，以致这样愚蠢而软弱的嗜血狂徒竟让所有公民在他的独裁暴政下颤抖。120万战士用鲜血捍卫了共和国的荣光，却被他的淫威践踏。” 毋庸置疑，恐怖统治一经完结，诽谤与诋毁必将紧跟其后。然而用“嗜血狂徒”四个字来形容那个在大革命之前曾竭力反对死刑的挑剔的律师，在战争席卷欧洲时坚持立场的雄辩的和平主义者，着实难以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他的朋友们遮盖在他身上的玄妙的荫蔽——保守，神秘，原则性极强，**个现代民主主义者——亦不合适。对他们来说，这位能预测未来政治秩序的先知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罗伯斯庇尔去世50年后，他的一位朋友还这样写道：“我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去营救罗伯斯庇尔。我爱他就如热爱至亲兄弟一般。没人比我更清楚，他是多么真诚与无私，又是如何效忠于共和国。他变成了革命家的替罪羊；但他优于他们所有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甚至坚称：“我越将罗伯斯庇尔的行为形容得高尚，社会中上层对他的记忆越是充满恐慌。” 无论在法兰西还是别处，左派都会首先将罗伯斯庇尔看作是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制度的守护者：他是劳苦大众不平心声的见证人，是被历史辜负的温驯的受压迫者美德的见证人。归根到底，他是一个革命家，力图改变《人权宣言》以限制私有财产，并对所有人的生命和生存权一视同仁，将它们无比虔诚地供奉起来。罗伯斯庇尔曾经说过：“人们何时才能受到教育？他们何时才有面包吃？富人和政府何时才能停止用奸诈的纸笔和口舌欺骗他们……这一切究竟何时才能发生？永远不会。” 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都密不可分。做此坚持的不只是那些充满敌意或同情的历史学家，他本人也声称自己代表纯粹的共和国的美德，即使是他的对手都不得不冠之以“清廉”的名号。（“要是可能的话，他或许愿意付钱让别人贿赂他，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次拒绝受贿的机会了。”一个对手轻蔑地讽刺道。）他与革命的结合随着恐怖统治的愈演愈烈，变得更加紧密。罗伯斯庇尔创立了一种新的完美宗教——“至高无上者”（以往资料中还是“至高无上者”的译法较多），并在一个同名公共庆典上坐上了象征着中央权威的主教宝座。两天之后，他又推出了臭名昭著的《牧月法令》，斩断了受审者在革命法庭上做出任何申辩的可能性。即时处决（法律上应是更多采用“解决处决”的说法）便是当日的命令：法国成为暴君罗伯斯庇尔的共和国。然而，究竟在哪一刻，这个来自阿腊斯的律师开始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的镜像信以为真的？为什么这个镜像变成了他和他同辈及后人的危险的催眠剂？为什么了解罗伯斯庇尔其人及其意图——不求完美，只是清晰一些也好——又是如此艰难？ 本书会尝试解答上述疑问。书中既无拥护者的谄媚，亦无过度的憎恨，只是秉着对罗伯斯庇尔应有的宽容的兴趣。本书尽可能呈现每个有关罗氏的合理疑点。虽然罗伯斯庇尔离开这个世界已有二百多年，但他的朋友和敌人还是层出不穷。我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去理解他眼中的世界。然而，正如他一直怀疑的，朋友会变得狡猾；他们拥有着敌人做梦都得不到的背叛机会。 归根结底，研究罗伯斯庇尔一生的证据也只是无数关于他个人生活的、政治的、历史的及文学上的细碎痕迹，有些确凿，有些则不。这些证据将被摆在天平的任意一端，扬之功，或责之过：你可以选择自己撰述历史的方式，这一点恐怕每个律师都非常清楚。然而阐释罗氏其人的真正挑战并非在于历史事实的缺失，而是出自更深一层的原因——这要深究至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源。1941年，一位历史学家曾请求休战：“罗伯斯庇尔，反罗伯斯庇尔，都已经够多了。我们想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直接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罗氏的精彩故事开局可谓相当和缓，在18世纪法国的省城间悄然铺排，直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才顺势而发。其后，便伴随着大革命的飞速演变而加快了脚步，撕扯在一幕幕愈见恐怖的个人及政坛的闹剧之中，*终于1794年7月的那个温暖的日子在断头台上灰飞烟灭。其节奏有如渐强的乐章，其形状又极度扭曲。罗伯斯庇尔死时只有36岁。有关他生命*后5年的著述不计其数——在任何人看来，这段时间都极其震撼——然而至于他前31年的生命，却鲜有记载，若有也只是将其当做平庸的铺垫一笔带过。 罗伯斯庇尔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的先辈居住的地方——并没能提供太多信息来填补这片空白。走在那些因为那个时代的存在与流逝而享受着尊荣的沉寂的街上，你会茫然于这位1758年5月6日诞生在此的阿腊斯*著名的公民，居然没在这儿留下哪怕一幅肖像。商店，公共图书馆，甚至是在1787年到1789年间这位年轻的律师住所门前竖着名牌的房子里，都没有他本人的肖像。那栋庄重刻板的斜顶石屋坐落在曾经的“拉波特尔大街”（即如今的罗伯斯庇尔大街）上，外面装了窄窄的护窗。多年以来，它应是经历了多次改建翻新，但仍然保存了18世纪阿腊斯繁荣时期的建筑特色。罗伯斯庇尔只是租户，事实上他从不曾拥有过自己的房子。走进大门，终于可以见到一尊他的半身像了。但仅此一尊，没有可以让人们带走的任何复制品；此情此景之下，也没人会鲁莽地拿出相机拍照。 长久以来，罗伯斯庇尔一直为当地人所耻。在他死后，让·巴蒂斯特·多什——一个与他同时代的阿腊斯律师——建议应该用一张“不透光的幕布”遮盖住自1789年那次将罗伯斯庇尔选为代表、以致让他踏上政治征途直至引发*终毁灭性恶果的地方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多什希望忘记那个故事，也希望再无人能知晓。令人惊讶的是，二百多年来，阿腊斯一直严格恪守着他的建议。罗伯斯庇尔宅邸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但游客离开时并未较参观前拥有不同的感受，对这位没人愿意提及的当地革命者年轻时代的生活，亦没有更多了解。在房子里的一个角落，放着三四份文件的副本（包括罗伯斯庇尔的出生证明），一份有关他生平的简介，还有从他很喜欢穿的一件精致的马甲上拆下来的六个绣着驯鹿头的小扣子。再无其他。 诚然，罗伯斯庇尔后来在巴黎的生活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塑像、雕刻、漫画，以描摹他的外貌；还有数不胜数的回忆录、日记以及他与一些或生疏或熟悉的人的通信，成了文字上的参考。一位罗氏的同辈曾称他的脸就像一只猫：“可那张脸一直在变化。起初，它看上去只是一只紧张而温柔的家猫；之后却变成了凶猛的野猫；*后居然变得如暴戾的老虎一般。”根据现存罗伯斯庇尔的肖像图片来看，他的脸上确实有一种猫的特征：硕大的杏眼，大弧度的弯眉，鼻子很长但不算太大，也并不高耸，恰好和他后倾的额头形成了一条弧线——那额头在他稀疏的额发和扑了粉的假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明了。“他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阴险的表情，从来不正视你的脸，而且总在不停地眨眼睛，让人很是不快。”他视力很弱，却只有一张潦草的素描画像留下了他戴眼镜的样子。那是他生命中的*后一张画像，绘于他倒台的当日。曾经，在不那么水深火热的时光里，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张他将眼镜架在额头刚好二分之一处的肖像——这样就不会沾到从假发上掉下来的粉末——看上去很像如今人们度假时把太阳镜架在头上时拍的照片。那张素描下面写着：“绿眼睛，面色苍白，淡黄色底绿色条纹的夹克，蓝条纹马甲，白底红条纹领结。” 很多人曾暗示过罗伯斯庇尔的虚荣和对穿着的吹毛求疵。大革命爆发前，他曾在阿腊斯的一间服装店登记过客户资料，但因为经济拮据，他只买过几件非常便宜的衣服。即使是后来的政治权力，也没有减少他在外表上投入的关注。在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刻，他曾穿着一件本该更适合法国王家宫廷的天蓝色华服参加革命会议，与那些街头暴民协商。9罗伯斯庇尔从未因形势之变而在着装上马虎过。他非常喜欢刺绣精美的马甲——这实在不像是一个推翻贵族特权、为穷苦人民争夺民主与权利的政治活动家应该有的喜好。 “他大约五尺二寸或三寸高，”有人曾回忆道，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应该不算太矮： 他总是僵直地挺着腰板，步伐快且果断，却左右摇摆；他经常紧握双手，应该是由于紧张的缘故，脖子和肩膀也会像痉挛似的左右晃动。他的穿着整洁时髦，头发永远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的脸孔没什么特别之处，总带着一副不满的表情，面色青黄，眼神阴沉而犹豫；他经常不停地眨着眼睛，或许和我之前提到的身体的痉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戴着一副泛绿的眼镜。嗓音本是尖锐刺耳的，却可以伪装出轻柔的声音，让他的阿图瓦腔听上去更具吸引力；可他从来不会直视任何正派人的脸。 不过他当然会直视他的观众。为了让他脆弱的绿眼镜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台下的聆听者，他会在那副绿眼镜外面再戴上另一副大框架的眼镜。他的眼睛既远视又近视，所以他的整个视野就是一片模糊。他的眼镜既可以帮助他聚焦，遮挡强光，还可以作为讲话时的道具，让气氛变得更富戏剧性。“他的语速很慢，而且每句话之间停顿极长，以至于每次他停下来用手把眼镜架到额头上时，大家都以为他结束了；可事实上，他只是环顾一下四周，然后又放下眼镜，再为刚才的那个已经够长的句子补上一两个词儿。” 罗伯斯庇尔在人生的*后几年一直住在圣–奥诺雷大街上一栋房子里，和一个名叫杜坡莱的巴黎家具匠及其家人住在一起。这家人对他崇拜之至。他被自己的肖像包围着，如同家中的上帝。房子里布满了镜子，还有他的全身画像、金属或陶制的半身雕像。传言说，墙上还贴着一张接一张的版画。12 即便今日，罗伯斯庇尔的拥趸恐怕依然希望能拥有这样一个祭坛来祭奠他。我希望自己也能亲临其境。若能体验一下站在这样一栋由他主宰的房子里的感受，站在窗边想象着他的所见，凝视着满屋子的肖像，任革命风暴于窗外喧嚣，定会令人兴味盎然。正是罗伯斯庇尔脑海中闪过的那些图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通向他的大门。其中有两幅景象较之其他显得更为鲜活：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以及他所定义的自我。大革命将这两幅画面叠印在了一起。他几近疯狂地坚信自己是神意的工具，终会将法兰西引至光辉的未来。如果法国人还未能配得上这样的未来，那么他们就必须经历重生——无论通过美德还是恐怖——直至他们变成命运所要求的那样。不过他并不笃定，即使是在这样极端而狂热的思想状态之下，依然有所保留。他知道自己脑中的理想社会终究比他本人宏大得多。如果他的生命恰能和社会的诞生耦合，如果他可以在催生它的历史洪流中饰演一个角色，那么他将得以平静地死去——他曾无数次想象着生命安详终结的场景，直至俯首于断头刀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