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文集火车记/散文卷

　　《火车记/于坚文集·散文卷》：　　开会恐怕是逃不掉的，你甚至可以逃掉婚姻。　　就是一个完全与开会毫无关系的人，也逃不掉开会。我外祖母是文盲，出嫁之后就与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了，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填过任何表。但后来，居民委员会成立，她还是要被叫去开会，自己带着小凳子，一边听居民委员会的主委老太太念文件，一边舂瞌睡，有许多像我外祖母这样的与会者，一生也开了不少会，从来不明白那些会议是为了什么，会上说的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与她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形势大好，她散会回家要去煮饭，形势不好，她散会回家还是要煮饭，除非人家堵上门来，把锅灶给砸了。但开会这种形式倒是使每个人都感觉到组织的温暖，使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孤儿。我曾经去云南*偏远的乡村，那里除了村长因为是部队复员军人可以阅读文件以外，全村都不识字。但他们还是通过开会进行了从土改到“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会的人恐怕不多。“文革”时期，开会非常频繁，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高峰的时期，就是日后，我估计也不可能开那么多的会议了。官员、知识分子要经常开会是不必说，工人、农民都要开会。我记得我当年在工厂里的时候，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另一半时间才是生产。在工厂的时候开会主要是在车间里，当年那些新闻照片的标题，所谓“车床旁，工人们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说的就是这种会，用工具柜围出一块地，中间放些铁皮和角钢制作的长椅子和桌子，坐在上面屁股冰凉，要垫报纸、纸板什么的。每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全体工人都要坐下来，念文件或者读报纸。作为工人我们从来不开学习技术的会，总是开学习社论文件的会，与其他单位，医院、学校、部队开的是一样的会，学习一样的文件，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知识分子、工农兵的分工不同，所以无论你千什么工作，思想内容都是一样的。一个月至少要开七八次会。小组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间或，还要开车间大会、全厂大会、系统大会（例如煤炭系统）、全市大会。规模*大的是全国大会，全国在同一个时间一起进入会场，那可是古往今来*大的会议了。那一年，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是全中国同时举行，昆明除了每个单位、村庄、居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家庭都有分会场以外，还有一个主会场布置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城市里的许多建筑物都被用巨大的布匹包裹成黑白两色（后来，1995年7月6日，美国有个包装艺术家克里斯托包裹德国国会大厦，那算什么啊。我们早就玩过了）。那一天，中国成千上万的大街都是黑色的。大条的黑纱在城市的空隙里飘扬着，整个城市响彻外国作曲家创作的哀乐。一个悲哀的国家，除了山河百兽飞鸟虫鱼星星月亮继续亘古的庸俗外，什么都披麻戴孝，搞得人整日里鼻子酸酸的，就是上厕所也会哭出来。大会开始的时候，北京那边，一个人对着话筒说，默哀，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几亿颗头一起低下去，那场景我相信就是上帝在天上见了也要鼻子发酸。当时我是在昆明主会场参加的追悼会，我所在的工厂因为是全市*重要的企业之一，所以在广场上有一千多个站位，每个站位就是一块石板，那广场上有三万多块石板。我们工厂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一星期就停工，全厂扎白花，做黑袖套什么的。并且注意着不能笑，上面在大会上郑重宣布这是政治任务，对全国追悼大会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对领袖是否忠诚，全看你这几天的表现。*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表情了，我的车间有一个大姐，焊工，平常干活就有边干边哼歌的习惯，扎白花的时候，一甩大辫子，情不自禁又边扎边哼起来，及时被另一位大姐制止了，幸好没有传到爱“报告”的人耳朵里（那时代的一个习惯是，任何事情只要稍微不对，都有人去告，目久夭长，没有被告过的人几乎没有，没有告过别人的人凤毛麟角。恐吓一个人，也是说，我要去告了。而且全国人民都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因为在会议上都传达了，所以，如果坏人出现在任何场合，都是逃不掉的）。大姐担心管不住自己，就戴了一个口罩，这样扎花的时候，呼吸不畅，就唱不起来了。到了追悼那天，全厂早晨六点钟就集合乘着大卡车出发，开进市中心的会场，一个个坐在石板上等着天亮。广场上什么都是巨大的，巨大的画像、巨大的黑布、巨大的白布、巨大的喇叭，坐在广场上，感觉像是坐在巨大的幕布底下。广场上没有厕所，临时搭了几个草棚，里面一片狼藉，无法插脚，只好踮着脚尖小便。那天天气很热，灿烂的太阳，有不少人会议中途就昏厥，被抬了出去。但多年后我回忆，却总是觉得那是一个阴天，黑的，白的，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