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阐幽躬行录

　　《阐幽躬行录》：　　从上述二段史料及分析，可进一步认为其经方十一家中的《汤液经法》，可以是具有古今两种经义的，《汤液经法》。其出现之上限，可定在发现壁文经书的时间，即前154年；下限可定在李柱国校定医书的前26年到王莽去世的23年。李国柱开始校书之时，壁文尚书已被发现28年，其中有无刘向和李柱国修改或加入古经文的内容尚无证可考（此年刘歆24岁，刘向为主校）。若此次校书因古文尚书尚未普及或不为朝廷所承认，则在汉平帝四年校书时，有被刘歆和李国柱加入古经文思想的可能。前6年刘向去世后，即由刘歆任中垒校尉，继续作校书工作。前1年刘歆仍在光禄大夫任上做校书工作。至5年刘歆“治明堂、宣教化”被封为“滕地红休侯”，升任为“羲和京兆”。8年刘歆率博士78人上书追述伊尹和周公居摄使殷、周兴盛的历史，为王莽称帝造舆论。9年正月，王莽称帝，刘歆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成为文化领域的*高领导人。可见刘歆在此阶段职位的升迁，可能会使他做校书工作的机会减少，但其校书老搭档李柱国仍在做校书的具体工作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刘歆宣扬伊尹的功绩也将是校订《汤液经法》成书的动力。　　李国柱参加了这次校书，才会有后来“避王莽之祸”而隐名埋姓的行径。校订成功的原因一是刘歆不一定会“曲学阿世”，会坚持古文家观点，二是《汤液经法》在为心属火又属土的问题上，列入了两种补泻心方，外感天行二旦汤也是以五行中属土之剂，修改为古文家法并列之格局，是个大的变动，需要深厚的医学造诣，李柱国本人即是太医，可补救刘歆这方面的不足。当然也不能排除李柱国与刘向合作时所见之《汤液经法》，如壁文《尚书》一样，是淳于意传承下来的具有阴阳五行合流思想的先秦遗说。　　李柱国参与了《汤液经法》的校订问题的确认，另外两个有关问题的谜团也可觅得答案。　　一是《汤液经法》为何在《汉书》中记载后却销声匿迹，不见书载。这可能与东汉一直从今文家之说而尚火德，以心火为“君主之官”，难以容纳心属土的古经文家之说，即便不作为禁书，也不会提倡，仅密传于民间之故。　　二是《辅行诀》的辨证不十分突出脉象的作用，以辨证为主，谈脉很少。外感天行十二方中，仅有小青龙和小白虎两方论及脉象，不像《伤寒论》论脉处比比皆是，篇题亦皆有辨“脉证”字样。这种情况，似与脉法出现的时代有关。如前述淳于意（约前215～前140，或前205～前150）的脉法与“针医脉法”有所不同，即较晚出涪翁（即李柱国）的《诊脉法》有所不同。李柱国被认为是《针经》的作者，则淳于意时代，针家《诊脉法》尚未问世，只有注重汤药的淳于氏脉法行世。　　汉文帝（前202～前157年）与淳于氏为同时人，故当时的汤药脉法处于有书无伎的时期，与针刺相关的脉法更未面世。因此《汤液经法》中的脉法内容很少。至《伤寒论》时期，与针学密切的脉法已经盛行，被张仲景所收纳实用，故辨脉证就成了主要辨证方法。可以认为《伤寒论》是在《汤液经法》基础上溶入了十二经脉的脉法；《辅行诀》则保留了《汤液经法》朴素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