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园派研究资料选

　　《上园派研究资料选（上册）》：　　这两年，诗歌“流派”“群体”的旗号纷纷出现。但是鲜见诗论家的旗号。这种情况的造成，是由于：一、诗论不同于创作，不能光靠几篇论文就称“派”。他们称“派”，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做基础，其成员要有几位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诗论家，这远非写几首短诗和在自办的内刊上发篇宣言就能奏效。二、写作诗论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凡是认识到这项工作严肃性的人，都不敢轻易结为群体称“派”。三、目前活跃在论坛上的大都是中年诗论家，他们不似初学写诗的青年容易冲动，动辄以流派、群体自居。　　然而，诗论家就真的不能结成群体、打出旗号吗？我认为，只要条件成熟，是完全可以的。这里讲的条件是：在一定的文学观点和主张的指导和影响下，由一群诗论家在扎实地从事新诗研究，并写出了一批能体现这些观点和主张的论著，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产生一定影响，这些诗论家就可以结成群体。只要结成群体不是为了“拉山头”，而是为了活跃诗歌理论，有利于推动新诗创作，就可以打旗称派。1986年正式亮相的“上园诗派”，就是一例。　　由于上园诗派没正式发过宣言，他们也没有出现别的诗论群体那样善于宣传、鼓动的理论家，加上他们本身不想大吹大擂，所以这个诗派还未引起入们高度的重视。但这个诗派，的确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个派是这样出现的：《诗刊》社于1984、1985年两次请一部分诗论家在北京上园饭店举办读书班、读诗班。这些诗论家，对当前新诗重大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为了改变过去人自为战的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了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于1986年在《华夏诗报》正式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这个诗论群体的主要成员有吕进、朱先树、阿红、杨光治、袁忠岳、叶橹等人。　　“上园诗派”，处于“崛起派”和“传统派”（姑且言之）的交叉点上，他们的诗论主张和思维方式，既不同于“崛起派”，也有别于“传统派”。如果要想了解这个诗派的主要观点，除了阅读他们即将出版的《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文化艺术出版社）外，还可读读杨光治*近在《当代文坛报》上连载的《新诗十年的回顾与展望》（1987年1-4期）。这组论文，系统地体现了“上园诗派”有关新诗的主张、观点及其研究方法：　　一、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他们较早地反对诗要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左”的诗歌理论，同时又坚决反对诗歌脱离政治、脱离人民、脱离时代的错误倾向。他们既不趋时，以否定传统为新奇，即杨光治所说的“要吸取优秀的传统使诗具有中国气质，但反对食古不化式的继承”；也不抱现守缺，以敝帚为珍，即“要以开放的态度去进行‘横’的顾盼，吸取‘舶来’的精华，但反对恶性西化”（《有希望的出路：诗为当代中国读者而作——新诗十年的回顾和展望之四》）。这里讲的“恶性西化”是杨光治从台湾诗人余光中《现代诗怎么变》一文中借用过的。余氏讲的“恶性西化”，“是指中国诗人向国际的现代主义投降，对西方现代诗派无条件地接受”。余氏这一观点，与“上园诗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因而杨光治在他的论文中说：“我们不走这种现代主义的‘洋’路，也不能走‘古典加民歌’的老路，只能走当代的中国的路一这是*有希望的路”。杨光治的这种观点，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搞什么折中、调和，而是力图用辩证法来看待诗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