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效益与质量提升的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研究

　　1导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1）肉羊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肉羊养殖大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绵羊和山羊饲养量、出栏量以及羊肉产量*多的国家（夏晓平等，2009），2014年中国注：本项目主要研究我国大陆肉羊产业，因此文中数据均指我国大陆的相关数据，不包含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羊肉产量占世界羊肉总产量的29.56%数据来源：FAO统计数据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肉羊产业发展迅速，2015年羊肉产量达到440.8万吨，为1980年的9.93倍。2015年年底羊存栏31 099.7万只，较1978年增加了83.00%，其中山羊14 893.4万只，绵羊16 206.2万只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6）。肉羊产业在各主产区尤其是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等畜牧产业结构调整余地很小的区域占据重要地位，肉羊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牧民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　　（2）肉羊产业发展日益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制约　　饲草料和土地资源是肉羊产业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对草原的过度利用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载畜量下降；退牧还草工程、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等重大草原生态工程和保护制度逐步实施，草原牲畜超载得以缓解，草原生态有所恢复。2015年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3.5%，较上年下降了1.7％，较10年前下降20.5％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牧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继续减少超载，缩减肉羊存栏量。在农区，虽然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耕地面积仍在不断减少，农业种植比较收益变化使得种植结构多样化，经济作物占比上升，种植业为肉羊产业提供的饲草不足，可用于肉羊养殖的土地愈发有限。农户小规模散养肉羊的场所经常在自己庭院，离生活区域近，肉羊粪便产生的恶臭气味和夏季孳生的蚊蝇等影响农户的生活环境，粪污处理不当还会污染空气、水、土地等，限制农户养殖规模。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离生活区较近的农户养殖受到进一步限制。饲草料资源的稀缺性增加会推高肉羊生产成本，考验肉羊生产经营者的盈利能力；养殖用地的不足则会限制肉羊规模的扩张。总之，肉羊产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　　（3）散养肉羊成本增加利润率下降，生产经营面临转型压力　　在全社会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的推动下，肉羊生产经营所需的饲料原料、人工、水电、建材等费用呈上涨态势，肉羊生产成本也在持续升高。2014—2016年羊肉市场不景气，羊肉价格持续走低，致使很多肉羊养殖者亏损经营，对肉羊产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在高成本和低收益的夹击下，肉羊养殖利润率显著下降，肉羊生产主体急需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从长期和动态角度来看，我国畜牧业短期和静态时显示的成本和价格优势都将消失，畜牧业竞争力的提高，*根本的是产业内部经济主体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而构成畜牧业核心竞争力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提高受我国畜牧业的产业组织状况影响很大，产业组织的发育程度低下将是我国畜牧业面临的*大挑战，培育产业组织是提高我国畜牧业竞争力的关键（周应恒等，2005）。　　（4）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消费者对羊肉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近年来，“三聚氰胺”“瘦肉精”“假羊肉”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不仅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而且也打击了消费者信心，损害了食品行业形象，降低了相关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了政府对食品市场规制的成本（周应恒等，2003；潘春玲，2004），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加上现代媒体的放大机制，消费者在选择食品时也更为谨慎。此外，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羊肉的消费日益增加。羊肉消费量的需求逐渐得到满足，消费者对羊肉的品质和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安全优质羊肉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肉羊产业发展面临质量提升的压力。　　（5）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贸易逆差显著，国内肉羊产业急需提高国际竞争力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中国羊肉国际贸易逆差显著。2010—2013年中国羊肉进口量逐年增加，而羊肉出口量逐年减少。虽然2014—2016年受国内羊肉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中国羊肉进口量略有减少，出口量略有增加，但2010—2016年中国羊肉净进口增加仍非常显著。2016年中国羊肉进口量达到22万吨，是2010年羊肉进口量的3.86倍；2016年中国羊肉出口量为0.41万吨，仅为2010年的20.09%；2016年羊肉净进口是2010年羊肉净进口的5.86倍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2008年中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签署了《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从新西兰进口羊肉将取消关税。此外，2015年中国与澳大利亚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从2016年起逐年降低从澳大利亚进口羊肉关税，至第9年即2024年1月1日前取消进口关税数据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为养羊大国，也是羊肉出口大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两国在肉羊生产和贸易中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随着自贸协定的生效，中国肉羊产业急需提升效益与质量以应对贸易自由化加深带来的冲击。　　（6）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制约肉羊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肉羊养殖规模普遍较小，肉羊生产分散于数量众多的小农牧户。2010年，年出栏100只及以上的规模场（户）肉羊出栏数仅占总出栏数的22.90%，而年出栏1～29只的小规模场（户）肉羊出栏数仍占到51.19%；2014年，年出栏100只及以上的规模场（户）数仅占总场（户）数的2.24%数据来源：《2011中国畜牧业年鉴》；《2015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人畜混居、畜禽混养、小规模、开放式的养殖方式既给重大疫病防治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也给畜禽良种、动物营养等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普及带来不利影响，这些已成为制约畜牧业整体生产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王明利等，2007）。小规模分散经营的肉羊养殖户组织化程度低，生产技术水平低，获得市场信息能力弱，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而难以实现其经营效益的提升。肉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纵向联系不紧密，组织化程度低，上下游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致使产品难以实现优质优价，限制了肉羊产品质量的提升。肉羊产业标准化对于促进肉羊良种化，改善生产设施和管理，提高疫病防控水平，减少粪污污染等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农牧民收入，并有助于从源头对肉羊产品质量进行控制。然而，由于应用成本高、相关主体认知水平低等原因造成肉羊产业标准化进程缓慢。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肉羊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综合来看，我国肉羊产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我国肉羊产业对外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内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自身面临生产效益与产品质量提升的双重压力；同时肉羊产业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在此严峻形势下，肉羊产业如何组织以提升经营效益，改善产品质量，实现肉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政府以及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畜牧业相关产业组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多个领域、视角及多种方法。然而，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研究对生猪、奶业关注较多，对肉羊产业组织的研究较少。肉羊作为一个重要的畜种，是农牧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羊肉作为一种优质肉类，是居民肉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产业组织对质量影响的研究较多，将效益与质量结合起来的分析较少，而效益提升才是生产经营主体调整组织方式、提升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现有质量方面的研究要么将质量作为一个混合整体来分析，要么分析质量安全，对于品质的关注较少，质量安全和品质具有不同的经济学属性，研究时需加以区分。以上不足的存在为本研究提供了空间，本项目将从效益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维度对肉羊产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将质量的品质和安全属性均纳入分析范围。这有助于完善相关研究文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企业制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1.2研究意义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肉羊产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产业竞争，肉羊产业如何组织以提升效益和产品质量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本研究从相关主体效益与产品质量两个角度对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基于效益与质量提升的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产业组织相关理论。本研究结合肉羊生产实践对畜牧业主要组织形式（家庭经营、合作社和公司制）的作用机制、局限性和适用性进行详细分析，有助于完善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相关理论；对肉羊养殖环节与屠宰加工环节纵向协作的基本形式、决定及其对效益与质量影响机理进行梳理与分析，有助于完善纵向协作相关理论与应用；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探讨肉羊产业集聚对主体效益与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市场冲击对肉羊产业集聚区域的影响，有助于完善产业集聚相关理论。此外，本研究尝试建立一个系统分析产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种研究思路。　　（2）实践意义　　基于效益与质量提升的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研究将有助于指导肉羊生产经营实践活动，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本研究比较分析了不同组织形式对相关主体效益和产品质量的影响，有助于为肉羊产业链上相关生产经营主体选择适宜的产业组织形式来提升效益与质量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分析了产业组织对生产者安全控制的影响，有助于为政府制定安全监管政策、确定安全监管重点提供理论依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产业组织对肉羊养殖收入和质量控制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为政府制定肉羊产业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参考，以实现农牧民增收、产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等政策目标。　　1.2相关研究综述　　1.2.1产业组织理论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Jean Tirole（1988）想避免给这一学科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它的边界并不明确，其始于厂商结构和行为的研究，但内容比经营战略更丰富。而张维迎（1998）认为产业组织理论是有关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和组织制度的学科。简言之，其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卫志民，2003）。具体而言，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企业、产业和市场为什么以现有的一定形式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如何影响市场的运行与绩效（金碚，1999）。彭颖（2010）认为产业组织理论以产业内企业间的垄断与竞争及规模经济和效率这两组关系研究为核心，并逐渐扩展到对企业内部组织制度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除了对同一产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外，产业组织理论还讨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宁攸凉，2012）。　　产业组织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理论。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组织列为第四生产要素（传统的生产三要素为土地、资本、劳动力），并分析了工业组织中劳动分工（机械的影响）、工业地区分布、大规模生产、企业管理等问题。提出了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的矛盾，大规模生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但是会导致垄断、扼杀竞争，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但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则是近50～60年的事情，是随着现代大公司的出现而出现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产业组织理论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产业经济学基本上处于案例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阶段，二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产业经济学进入“理论期”，理论模型取代统计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张维迎，1998）。　　**阶段研究的代表主要是以梅森、贝恩和谢勒等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和以阿隆·德勒克特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为代表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形成了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即SCP范式），按照这个范式，市场结构（市场上卖者的数量、产品差异程度、成本结构以及供给者纵向一体化的程度等）决定行为（包括价格、研究与开发、投资、广告等），行为产生市场绩效（效率、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率、产品多样性、创新率、利润与分配）（Jean Tirole，1988）。在政策主张上明确倾向于由政府干预来改变不良的市场绩效，并始终强调从形成和维护所谓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入手（史东辉，2003）。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研究中应用甚广，冯凯慧（2013）、吴瑛（2013）、康娟（2011）、张锋（2013）等在对羊毛、蛋鸭、肉制品加工、饲料加工等产业组织研究时均采用了该范式。芝加哥学派相信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所谓“生存检验”的过程。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思想，乃是主张把价格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市场的基本工具，并主要基于价格理论模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做出预期，同时藉此设计检验其理论的经验性分析模型（史东辉，2003）。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交易费用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与方法引入产业组织研究，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快速发展。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以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为主。研究方法上Jean Tirole等学者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卫志民，2003）。市场行为通常涉及跨时决策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为分析现实中企业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张维迎，1998）。1988年Jean Tirole的代表作《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新理论框架的完成。Jean Tirole因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方面是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钦等。该理论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卫志民，2003）。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的本质、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企业纵向一体化、契约等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分析（科斯，1937；威廉姆森，1985），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从资产所有权角度探讨了企业横向和纵向边界的决定。此外，实验经济学也对产业组织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一是对产业组织理论模型的验证，二是推动了市场交易制度的研究（卜国琴等，2005）。　　1.2.2畜牧产业组织实证研究　　（1）畜牧产业组织形式　　农业生产微观组织是农业生产*基本的组织制度，对国家粮食安全、农牧民收入保障等意义重大，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家庭经营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特点。纵向上看，在人类社会各种制度下，农业家庭经营始终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横向上看，发达国家的成功范例大都是家庭经营体制。英、法、美、德、日等国家，农业有80%以上属于家庭农场（刘奇，2013）。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家庭农场的内涵和外延的标准并不统一，既存大同又有小异（周忠丽等，2014；赵佳等，2015）。世界粮农组织（FAO）将家庭农场定义为“一种组织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水产业生产的手段，它由一个家庭管理和运营，并主要依靠包括男女劳动者在内的家庭劳力。家庭和农场连为一体，共同发展，兼具经济性、环境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功能”（Graeub，2016）。这一定义反映了当今的国际共识，即由一个家庭掌控并以该家庭的成员为主要劳力构成了家庭农场概念的核心（韩朝华，2017）。　　同是家庭经营，不同国家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性。一个是以欧美畜牧业为代表的生产规模大、现代化程度高的家庭农场，另一个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的畜牧生产结构。我国畜牧生产呈现小规模分散经营特征，以家庭副业形式进行的传统畜牧养殖仍是我国当今畜牧经营的主要方式（周应恒、耿献辉，200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家庭经营也出现分化，即小农户也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赵佳、姜长云，2015）。世界银行（2008）指出，一些小农户以市场为导向，一些小农户则经营糊口农业。从市场化角度来看，面对市场信号变动，部分农户会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逻辑来调整生产经营行为，而部分农户则不会，即体现为不同的“农户市场化水平”（钟真、孔祥智，2013）；从就业角度来看，农户分化为专业化和兼业化两个方向，兼业经营是小农场的生存法则（例如日本），专业化经营是大中型农场的成功之道（例如荷兰）（周忠丽、夏英，2014）。兼业农户和专业农户在生产经营目的、生产技术选择、进入市场方式、土地利用行为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性（赵佳、姜长云，2015）。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小规模分散经营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对规模的要求的问题逐渐突出。姜长云（2013）、王建华、李辉（2014）、陈汉平（2015）等对农业家庭经营和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如何将极其细小的农场规模改造为适合发展现代农业的农场规模？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瓶颈难题（何秀荣，2009）。一个思路是农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从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组织，但家庭农场以外的经营主体例如公司农场、法人团体等也得到发展，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公司农场呈现加快发展趋势（何秀荣，2009；周应恒、胡凌啸等，2015）。另一个思路是发展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农业（黄祖辉，2014）。例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一个发展良好的生产服务业做支撑时，“老弱农户+社会化服务”同样可以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赵佳等，2015）；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适应现代农业经营的要求（王建华、李辉，2014）；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功能（陈汉平，2015）。姜长云（2013）认为要将对农户家庭经营的改造提升，同加快农业组织创新结合起来；在重视农户家庭经营的同时，加强对国内外公司式农业发展的趋势性研究。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主，但农户家庭经营在应对市场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以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成为改善农牧民市场交易地位、促进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美国的合作社像一个商业化企业；欧洲合作社更遵循传统的合作原则，带有较浓厚的传统色彩；日本农协政府特色较明显，具有半官半民性质（陈楠、郝庆升，2012）。澳大利亚畜牧产业一体化经营是采用合作社形式，政府对合作社在信贷、税收和财政等方面给予扶持。日本是一个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国家，与欧美相比畜牧业生产规模比较小，但是，在畜牧业生产、加工、流通与贸易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品种部门以及各个地区都分别成立了为数众多的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组织。这些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市场信息、生产协调指导、加工技术开发、产品销售及经营之道等各种服务（周应恒等，2003）。荷兰乳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是荷兰形成了典型的产业链组织模式“家庭牧场+大型合作社（乳业集团公司）”，而合作社在该模式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潘斌，2009）。　　从屠宰加工环节来看，集约经营是国外猪肉生产先进国家的重要发展方向，屠宰加工厂的数量持续下降，保留下来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Marvin L Hayenga，1999）。美国生猪屠宰加工厂呈现数量减少、规模扩大、集中度不断提高的特征（Lawrence J D，2010；王晶晶等，2014）。1980年美国生猪屠宰加工厂为446家，2003年之后基本维持在160家左右；年屠宰量超过100万头的屠宰加工厂屠宰量占行业总屠宰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79.28%增至90.15%；4大生猪屠宰加工厂采购总量的市场份额从1980年的34%增至2010年的63.41%（王晶晶等，2014）。谭明杰、李秉龙（2011）对以美国、欧盟、巴西为代表的国际肉鸡产业组织形式的比较分析，也发现市场集中是其共同特征。除了市场集中，产业链上下游间通过一体化等形式建立紧密的纵向协作也是发达国家畜牧产业组织的共同特征（周应恒、耿献辉，2003；Lawrence J D，2010；谭明杰、李秉龙，2011）。而我国畜牧业则呈现从畜产品的生产经加工、流通到消费的产业纵向关联被切断，产业组织体系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水平低等特征，难以应对畜牧业的国际竞争和食品消费者对安全、营养、健康需求的日益提高（周应恒、耿献辉，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