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系列踏脚石:希尼访谈录(上下)

前 言 “一个智者的智慧需要强索出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这首诗写的是智者老子欲偷渡出关归隐，被守关的关令截住，强求他写出《道德经》。2001年9月9日，希尼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我的办公室在爱尔兰海关国际部，就在都柏林城堡的转角处，这里曾经是英国在爱尔兰的权力中心，现在是爱尔兰税务和海关总署。我狭小的办公室在一条长而低的昏暗的走廊尽头——更像是一条走私者偷渡的地下通道，而不是一栋现代办公楼五楼的过道。希尼原则上同意我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的给他做一部访谈录的建议（在信中我引用了那些成功的先例：《切斯拉夫·米沃什谈话录》，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扰乱和平》，尤金·基耶维克的《活在诗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他对这个项目的想法。要面对一系列广泛的访谈对他来说很不容易，要知道这将会给他的生活添加更多的压力，在他的生活中，和文学声望相伴而来的是占用他大量时间的各种事务。 要是他倾向拒绝的话，我不会去力劝他接受这事。我自己目睹了每天随绿色邮政车送来的一大袋的请求、邀请、清样、学术请教、私人信件、写作中的手稿和鲜亮的新书，送进一座电话和传真整天响个不停的房子里，我知道他有充足的理由犹豫。他要在新书的发布会上现身，他要在美术馆的开馆仪式上讲话，他要坐在周五晚宴的桌边，他要朗读，要演讲，要写评论、写新书推荐语，要发言，要参加提名，要对一些公共事件作出反应——每个人都计划把他从他的诗歌中抓走。 现在我开始着手一个将会侵占他更多时间的项目。我宽慰自己，我希望这本书将证明，一部与谢默斯·希尼相关的访谈录将是他作品集的重要附录，而不会仅仅是一种搭头或消遣。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要为这本书的完成设定——更不用说强加——任何期限。一个诗人*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诗歌，必须由诗歌来决定日程和指定期限。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本书进行的几年里，希尼差不多写出了他收在《区线与环线》中的所有诗。一些诗歌（比如《阿纳霍瑞什，1944》《泰特街》和《家庭帮手》）是从正在进行的访谈中获得*初的灵感的；另一些是直接从第八篇摘选出来，作为《翻找出来的散文》和《在此世界之外》的开头部分。随着近来更多诗也开始从这些访谈中涌现出来，希尼把这本书称为“一次记忆的强烈挑动”。诗歌之外，他以《忒拜的葬礼》之名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安提戈涅》，也于2004年在都柏林的阿贝剧院上演了。《谁找到归谁》，一本从他发表的所有传记性和批评性散文中遴选出来的厚重的文集，也在2002年出版。翻译作品、文章和演讲稿继续出现。毫不奇怪，有很长时间这本书毫无进展。 ⅱⅲ前言应谢默斯·希尼自己的要求，访谈主要是通过书面和邮递进行的。但是——冒着与前面的篇章会有一小部分重叠的风险（它们本身并非没有无法避免的重叠）——第十五篇是由两次访谈的录音记录组合而成（一次公开的，一次私下的），那是2003年10月，在圣塔菲，在蓝南基金的赞助下。第十三篇中与《区线与环线》有关的几处谈话出自伦敦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宽阔的舞台，2006年4月，在那儿我在观众面前和希尼做过一次访谈。我*初的计划是在每周特定的一天去拜访诗人，录下访谈的材料然后我再加以整理。但是，考虑到他已经面临的严酷的要求——在2006年病倒前，他经常不在家里，在国外进行文学和学术旅行——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因此我开始准备书面问题和评论，它们构成了这部访谈录的基础。这些问题提供了“多选”的选项，希尼可以决定哪些问题予以回答，哪些问题则予忽略，也可以按照他的回应重新安排顺序。指望这无数的问题全部都得到回答是不现实的：我的**批问题，只限于童年和早期的写作，一共写了满满的62页纸。还有好几百页纸——和问号交织在一起——*终到达诗人手中，尽管他对这个项目有着无穷的耐心，他肯定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是否明智，把自己敞开，面对这么多的探问。 在通向*后定稿的过程中——重读回答，填补裂缝，弥补缺欠，增加叙述性连接，增强连接部分——材料的对话性虽然已经很显著了（特别是在开篇定位的部分之后），但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每组问题要么由主题线索串联，要么——更常用——围绕着希尼的一部诗集。我想避免一种机械的编年方式，围绕诗集提出的问题助长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允许对当前问题的评论和回溯性的记忆混合一体。如果这导致了一些反常——比如很多希尼对中学的回忆要先于他对小学的集中回忆（在关于《斯泰森岛》的那一篇中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这个离奇的代价似乎值得付出。特别是因为它得到的是一种更真实的形态，那种正常谈话中的绕来绕去，闲聊漫谈，一会说前一会说后。这种真实超出了任何严格的编年体叙述所能企望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