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总第4期))

　　《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总第4期）》：　　1.网络平台开启了危险源并应当对此危险予以控制　　侵权责任法之所以对于经营者与组织者课以安全保障义务，*主要的理由在于其开启了侵权的风险并因此应当采取措施对该风险予以控制，即学者总结的“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顺风车网络平台同样符合这一法理。如果乘客是自行寻找了某个车主搭乘顺风车，不论发生何种后果自然与网络平台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但是本文讨论的顺风车业务都是指乘客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到相应的顺风车车主进而参与到顺风车业务中。可以说，没有网络平台的存在以及其所提供的信息匹配等一系列服务，乘客就不会参与到这一顺风车业务之中，后续可能的侵权损害后果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因为网络平台提供了“顺风车”这样的服务类型，乘客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一业务中，并使自身处于可能被侵权的风险之中。换言之，网络平台提供顺风车服务的这一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一定程度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既然网络平台开启了侵权的风险，其相应地就负有采取必要措施控制这一侵权风险的法律义务。　　2.网络平台组织了顺风车业务活动，并深度参与了顺风车业务　　通过对于网络约车商业模式的考察可以发现，不论是网约车还是顺风车，网络平台实际上都扮演了一个*为重要的中心角色。网络约车服务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依赖于强大的网络技术基础。正是基于包括移动客户端、在线支付、实时交通地图、路线优化、需求预测与智能匹配等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进步，网络约车才成为可能。的确，网络平台并没有直接创造这些技术，但是其却实实在在地将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进而直接促成了网络约车的出现。　　对于顺风车业务而言，网络平台将乘客与顺风车车主双方的需求经由复杂的技术手段匹配起来，并为顺风车业务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相当的技术保障。网络平台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一场异常复杂的“组织行动”。而“乘客搭乘顺风车”这一行为，当其关涉的主体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将其纳入“群众性活动”应该也没有太大的争论。因此，顺风车网络平台可以纳入第37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之中。　　此外，相比较于传统的活动组织者，网络平台的这一“组织”的行为更为复杂，牵涉的主体数量更大，对公众的影响也更广。这使得网络平台的组织行为更加富有公共利益的色彩。因此，对其课以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更具合理性。否则，一项并不事先周密安排、没有尽到充分安全注意义务的——同时也是涉及千千万万普罗大众、而且参与者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群众性活动（开展顺风车业务），将会对公众安全产生极大威胁。　　3.作为专家系统的网络平台需要为乘客提供足够的信任感　　只要我们稍微考察一下顺风车业务的实际运行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以下事实：在顺风车业务中乘客对于网络平台抱有极高的“信任期望”。换言之，乘客是基于对于网络平台的充分信任才“敢于”参与到顺风车业务中来。乘客对于顺风车车主的信任在相当程度上是源自于其对网络平台信任的延伸。　　而且，网络平台是作为一种“专家系统”出现在乘客面前，当乘客选择顺风车出行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平台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尽量将损害的发生率降到*低点。在顺风车业务中，乘客其实并不关注或者说至少是并不特别关注实际上驾驶汽车将其运输到目的地的那个人——顺风车车主，乘客更加关注的反而是：网络平台是不是足堪信任、车型是否舒适、车费是否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