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英国)西蒙.格伦迪宁

第二章　对德里达的误估和低估　　剑桥事件　　德里达在哲学界引发的敌意反应有多么激烈，而他的著作在艺术界和人文学科的反应为何同样激烈，但是性质却相反，这些问题要描述清楚已颇为不易，更不用说解释透彻了。但理由并不难找。首先，他的行文风格令人晕眩，同时在多个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旋转开去，即使态度*宽容、准备*充分的读者也难以适应。“德里达文本”似乎总是将思想之经与论证之纬藏匿起来，在读者努力向前的过程中，堆栈成错综复杂的织物，让他们感觉无法抵达*终的理解。以思维清晰而自矜的哲学家们对德里达著作晦涩难懂的风格嗤之以鼻，仿佛他完全是故作高深。还有他近乎颠覆性的语言、解构的语言，在许多人看来也有害无益，千百年来艺术与人文研究者、爱好者珍爱的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面临被它摧毁或败坏的危险。在文本阐释的问题上，德里达的语言观似乎持“无论怎样都行”的态度。不仅如此，它好像还为任何只想关注非经典文本和文学（也即迄今为止被“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的文本“霸权”拒之门外的一切） 的人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点。（你知道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莱布尼茨、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　　除了上述原因，或者正由于上述原因，德里达的文本还让人深感不安。我们思考的有些内容是现实世界的状况，对于它们，我们有差异很大、有时也很剧烈的情感反应：快乐、悲伤、愤怒、恐惧等等。然而，有些思考的内容更切中要害。用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语汇说，这些问题关注的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碰巧如何，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出于保守立场而愤怒抵抗某种改变世界的“政治”（姑且如此命名）行动，与聚集在某种“伦理”（姑且如此命名）行动（它质疑的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周围的侵犯性抵抗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这种伦理性与简单政治性之间的区分并不理想，至少德里达的文本并非处处遵守这样的界线。而且，我想说的是， 他的文本所引发的不只是愤怒的反应，而是炽烈的、侵犯性的反应。有时，那热度实在太强，完全遮盖了光。　　他们当时所称的“德里达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它其实是剑桥的事件，甚至影响不限于剑桥。　　在1992 年3月剑桥大学的教职员大会上，一项荣誉博士的提名遭到了抵制，现场有人大喊“不同意”。教务委员会决定投票，有学者印发了传单，并征求签名。5月中旬的一个周六，500多位成员聚集在参议厅，以实名投票的方式表达意见。投票过程虽然是秘密的，但在等待结果的时候，你站在哪里，和谁站在一起，却非常重要。年轻教师很清楚，前辈的眼睛注视着自己。这是剑桥的事件。可是，当教务委员会商议是否向雅克?德里达授予荣誉学位的时候，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牵连的面也甚广。　　德里达荣誉博士的提名（这项颇有象征意义的提名不是来自哲学系内部）在整个大学激起了各种强烈的情感，此后的骚动也引起了英国和世界媒体的广泛兴趣。学术界反对政治家获得此类学位虽然罕见，但人们毕竟见过—可是为何针对一位哲学家？这番纷扰究竟为了什么？新闻记者的职业责任是向非专业的读者报道，所以可能觉得这场争论的缘由难以判定，也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他们可能在无法简化的地方追求简化。但急于理清头绪、找到症结所在的并非只有这些记者，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思想泥沼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对德里达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觉得，他的著作严重违反了学术界应当维系、体现并公开尊崇的规范，那就是严谨清晰。　　无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反对者喜欢用这个词）是什么， 它都能被人用来代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一切朽烂的东西。部分的罪责无疑应归于它自身，与德里达文本的一个缺陷有关。然而，我们将会发现，这也与该思想文化的一个断层——或者说裂隙——有关，而这个缺陷似乎严丝合缝地坠入了这条裂隙。　　在很多人看来，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的想法太过分，等于是向学术界应当坚决反对的东西致敬。当我说许多学术界人士—乃至我们这个文化的精神生活的许多评论者（无论是否在学术圈内）—都强烈地感觉到，德里达这种人不应获得学术荣誉时，我并不想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这些人认定德里达著作在基本观点上是错误或混乱的，或者因为某种常见的学术理由而必须予以反对。不，他们不仅仅反对德里达的著作，而是被它激怒了，它对聪颖年轻人的阴险诱惑让他们出于保护的心态而义愤填膺。既然他们自命为古典遗产的捍卫者，我下面这个比方只会让相关者恼怒，但我不得不说，针对德里达著作的咄咄逼人的谴责和敌意无疑提供了一个当代的样例，让我们得以窥见，民主制雅典的法庭以腐蚀青年、不敬传统神祇的罪名对苏格拉底审判定罪，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　　我就是青年时代乃至后半生都被德里达“腐蚀”的那些人中间的一员。所以在我看来，剑桥事件（以及烦扰德里达生涯的其他许多类似案例）并没有展示出什么学术的正直和思想的诚实，不过让我们目睹了学术界人士（或者说“某些学术界人士”，正如德里达后来以他典型的谨慎、公平却又尖锐的方式所强调的那样）如何戏剧性地破坏了他们试图维系和体现的学术责任之标准，而他们*初喊出“不同意”也是打着这些标准的幌子。　　虽然在我们的时代，针对德里达的敌意之盛是无与伦比的， 但瞄准他的批判言辞却绝不新鲜。对于这些不满者而言，“德里达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公认的极端例子，它再次呈现了英国知识界与“欧陆”同行交往史上的熟悉场景。正如剑桥学者尼科拉斯? 德尼尔所言，在德里达的反对者看来，这一事件*终应该理解为旧传统的新样例：某位法国思想家“深受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推崇，虽然他们的哲学界同胞对他颇有微词”。德尼尔固然准确地描述了英国思想文化界的裂隙，但我认为，这个裂隙从属于整个当代哲学文化中一个更大的裂隙（德尼尔的观点已经暗示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后者来解释。若做翻案文章， 我们可以强调说，那些反对德里达的“英国”（更确切地说是“分析”）哲学家并非*先全面谴责“欧陆”同行的人，与他们酷似的话也早有人说过。　　因此，在“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一假定已经为剑桥的批判言辞准备好了模板。所以，无论传单上的咒骂之词看起来多么个人化，多么伤害个人的感情（比如说，德里达的著作“会剥夺心智的防御”，并且会“破坏思想探索所依赖的基础”），也无论德里达的“恶名”多么昭彰，它们都并非仅见于此事的特例。轻车熟路地给德里达安上一系列罪名， 却未曾从他的著作中援引只言片语，这种做派在所谓“欧陆”哲学的批判者那里并非偶然的失误，反而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标志了。倘若这些罪名真的成立，那么无论剑桥授予德里达任何学位，它的智慧都理应受到质疑。倘若他的著作的确“视论证的严谨为无物”，滥用“野蛮的新语汇”，“白痴式地玩弄文字游戏”，因而配得上“愚蠢、可笑”或者“堕落”的骂名，那么面对大愚若智的同事以及他们“明知是谬误却依然趋之若鹜”的行为，学者们感到绝望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不同意”的抗议之声也早该掀翻参议厅的房顶了。　　然而，这些不满者未引用德里达的文本绝非偶然。他们声称捍卫学术的标准和严谨性，在这件事上却并未兑现，也绝非偶然。因为我相信，无论阅读德里达的著作牵涉多大的风险和困难（正因如此，哪怕只是想一想写一篇或短或长的介绍都是令人生畏的），这些反对者的担心与顾虑在我看来都是对他的误解。德里达著作里的断层线（正是它们使得反对者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理）出现在他试图让某些习惯的思维模式或思想程序变得神秘难解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模式或程序内生于哲学传统中，至少内生于迄今为止哲学的典型理论中。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他否认了世人认定为真的某种东西。　　剑桥事件（我们无法将它与此前和此后的许多其他事件截然分开）很快蔓延到剑桥之外，也不再仅仅涉及“英国”的哲学评价。19位英国之外的分析哲学家（其中包括美国**的分析哲学家蒯因）联名写信给《泰晤士报》，重申了剑桥抗议者列出的多条罪名。这封信也再次背弃了基本的学者操守：面对德里达“海量的著作”，他们没有引用一句话，参考一个段落，分析一个论点、一条思路。信中只有两个词放入引号，暗示该说法出自德里达：他们声称德里达的著作“似乎主要由一堆复杂的笑话和双关语（‘逻辑阳具’之类）构成”②2。然而，正如德里达本人所强调的，这个说法他“从来没有用过”。用一个以假乱真的杜撰说法冒充所谓“学术骗子”的东西，难道不是严重的欺诈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