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曾国藩传》：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竟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入仕的高级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竟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间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入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曰“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亲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间，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入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曰“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查、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入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一位老师。但曾国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第二年就告离。至于原因，可能和在这里遭到有的同学嫉妒有关。这从他后来与诸弟商议学事，“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但称誉汪觉庵为“明师”）的言语中，可隐约体察出来。但这段外乡的学习生活，想必也会有助于他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特别是这里离本即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所不远，临境感事，对曾国藩推崇王氏之学不会没有一些影响。在此学习期间，曾国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