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究丛书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40年开放强国之路

　　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的40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8%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以及每年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 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跃升为世界*大的经济体 。尽管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中国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1979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243美元 ，这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金额猛增至5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1978年，初级产品占中国GDP的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产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已缩减至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3.5%。伴随着农产品在中国GDP中所占份额持续下滑，*近三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1980年的65%攀升至2009年的96.5%左右(Yu, 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锐减至2009年的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7.3%上升至27.8%。 　　自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迄今为止的产业升级呈现了出四个明显的阶段。**阶段（1978—1985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1986—1995年），中国见证了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出口商品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额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成功现实产业升级的成功实现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在第四阶段（2001年起到现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即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章将探讨中国生产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40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增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哪些经验教训？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 2003, 2009, 2012；林毅夫等, 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为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的战略，建立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主体制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压榨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民众维持在在当时一直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民众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和古老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推动决定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战略实现了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中国政府主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机遇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等问题(林毅夫, 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对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成效。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得到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兴起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准。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准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个要点。首先，为了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章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因政策制定者通常发现其难以识别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