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思想史简编

　　《中国财政思想史简编》：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的生活年代与孔子相差有一个多世纪之久。这一百多年间，由于春秋以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以及包括财政制度上的重要变化，正在持续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孟子的财政思想虽是全部接受了孔子的若干重要原则，却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　　一、对待财利的基本态度　　《孟子》一书对于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问题，其答复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他在对待个人财富问题上强调伦理规范的制约，这一点与孔子是一致的。甚至在对待国家财富问题上，他也坚持首先考虑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这与孔子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后来儒家形成“讳言财利”的传统教条，固然渊源于孔子，而孟子之说却具有更大的影响。他不仅反对为政先谈财利问题，连“辟草莱，任土地”或“辟土地，充府库”等古代思想家一向认为须首先考虑的农业生产要政，都在被反对之列。就孟子本人而言，他并非主张治国而完全忽略经济事务。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并提出过一些相当杰出的经济观点。他口头上反对为国先谈财利，主要是通过强调伦理规范以抑制当时一切为兼并战争服务的倾向。但为此而一味地标榜所谓仁义，反对先谈财利，却是十分迂阔的。这些说法被当作孔孟二人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构成了后代儒家财政思想乃至整个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租税思想　　孟子的财政思想大多与租税问题有关。首先，租税思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即所谓“仁政”为基础。一方面，统治者要实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的“仁政”，非有较充裕的租税收入作为支持不可。另一方面，财政税收要看人民是否乐意，“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为政者凡是不符合仁义道德的征税求富行为，都被看作是“富桀”即养肥暴君，或“弃于孔子”即违反孔子精神的举动。这一租税观点，在战国中期表达了一般新兴地主阶级争取减轻自身租税负担的要求，而在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也就成了农民群众及进步思想家反对封建租税剥削的思想武器。　　其次，孟子建议一种近乎农业单一税的制度。他提出，市场中的商舍不征税，货物按照规定办法出售而不收税，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门只缉查行旅而免征关税，即“关讥而不征”；城市不生产的宅地不纳房地税即“里布”；无职业之人不收人头税即“夫家之征”；*后只剩下“耕者助而不税”一说有待释疑。从表面上看，“耕者助而不税”好像也否定了农业税。其实，“助而不税”的“助”，是国家让农民助耕公田而收取的一种劳役地租，它同其他实物地租的区别，仅在于以不同形式的地租来纳“税”而已。因此，孟子自诩他在宣扬无税制，而实际所宣扬的是一种与农业单一税制相类似的东西。　　在他所处的时代，对农民的课税可能同时存在着三种形式，即“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前两种是实物征课，后一种是力役。他反对三者同时开征，主张*好是“用其一，缓其二”。在只采用一种征课形式时，以哪一种形式为*佳，未加说明，只说如果并采两种形式，则民有饿毙的可能；倘若三者同时采用，那就连父子都要离散了。①这一租税观点，又是迂阔之论。在他生活的时代，农民同时负担这三种征课，是极普通的现象，惟其反对重税的精神，则是可以确定的。　　再次，孟子对农业税的征收方式，也有较深入的分析。他赞同老子的主张，认为“贡”的方式*差，“助”的方式*好。在他看来，“贡”法的税额必须“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即参较各年度的平均收获量来确定税额，从而规定农民缴纳一种固定税额的农业实物税，由此势必产生如下弊病：年岁丰收时人民粮食很多，多征收一点也不算苛虐，但限于贡额已确定而不能多收；凶荒之年人民的收获连抵充粪肥成本都不够，却仍须按规定贡额缴纳，当然不胜其负担。②换言之，“贡”法的税率固定之后，缺乏灵活性和伸缩性。“助”法则不然，农民只在公田上提供劳役，私田收获不再缴纳租税，也就不会因年岁丰歉而产生上述矛盾。在这里，他不懂得强迫劳役作为一种税制是较实物税更为落后的制度，也不懂得固定税额还有它的长处，而按当年实物收获来确定征课的税制亦远非完美无缺。不过，以上分析，却使他成为古代世界研究税率制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