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文集观念的力量/(英)以赛亚.伯林

我的学术之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牛津哲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我的哲学兴趣发端于此。那时，牛津大学的很多学生都上哲学课。我对哲学一直感兴趣，于是在1932年，我得到一份教哲学的工作；我那时的观点当然受到了牛津大学哲学同辈那些讨论的影响。哲学中虽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返归经验主义。**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观念已经开始主导英国哲学界，这主要是受到了G.E.摩尔与伯特兰·罗素这两位著名的剑桥哲学家的影响。
　　证实主义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末期，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意义的本质——它与真理和错误的关系是什么，它与知识和意见的关系又是什么；尤其是意义的检验问题：它总是通过命题来表达，命题的可证实性也是一个问题。探索这个问题的动力来自维也纳学派，其成员都是罗素的弟子，深受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等思想家的影响。*流行的观点是，命题的意义就是它得以被证实的途径——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某句话，它就是一个无所谓真假的陈述，与事实无关；因此它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例如命令、愿望、想象型文学以及其他并未涉及经验真理的表达形式。
　　我受该学派影响：它所考虑的问题和提出的理论让我很感兴趣；但我绝非其信徒。我始终认为，各种陈述可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可信的或不可信的，或许是有趣的；虽然它们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正是经验所感知的那样（从那时到现在，我从未以其他任何方式感知过世界），但是它们未必如维也纳学派及其追随者逻辑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能通过某种简明而有力的标准证实。一开始我就认为，普遍命题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证实的。无论日常语言的陈述，抑或自然科学的陈述（这才是维也纳学派心目中的理想），都可以在无法严格得以证实的情况下拥有完整的意义。如果我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我绝不可能知道，我是不是对存在的所有天鹅都有此把握，或天鹅的数量是否无限；一只黑天鹅无疑能够推翻这一概括。可是在我看来，完全证实这个概括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说这个概括毫无意义，就会显得荒唐可笑。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假言命题，尤其是未完成的假言命题。就后者而言，说经验观察能证明它们是对的或错的，显然是自相矛盾；然而这些假言命题显然是有意义的。
　　我想到很多类似的陈述，它们显然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不符合以上所述严格标准，即直接的经验观察，或感官世界。因此我虽然积极参与这些讨论（后来被称为牛津哲学的那些观念，实际上起源于我家举办的那些晚间聚会，参加者包括后来成名的哲学家A.J.艾耶尔、J.L.奥斯汀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他们深受牛津经验主义的影响；牛津实在论也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外部世界独立于人类观察者）。我仍然是异端，不过是一个很友好的异端。我从未放弃那时就已形成的观点。我现在仍然认为，语词只能表达经验世界——此外并无其他实在，然而可证实性并非知识、观念或假设的唯一标准或*可信的标准。这是我毕生持有的观点，我的全部观念都带有这种色彩。
　　我让我的年轻同行加以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如“这种粉红（色调）更像这种朱红色，而不像这种黑色”这类命题的属性。概而言之，任何经验都不可能推翻这个真理，这是显而易见的——肉眼可见的颜色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说该普遍命题是先验命题，因为它不是从形式上根据任何定义推导而来，因此它不是逻辑或数学之类的形式科学（formaldiscipline）；先验命题（当时被看作同义反复）只属于形式科学。于是我们在经验世界发现了一个普遍真理。“粉红色”、“朱红色”或其他颜色的定义是什么？它们没有定义。这些颜色只能通过观看分辨，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的定义是一种伪装，我们不可能据此推导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很像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所讨论的那个老问题。一连数月，我们都在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深信，我那个命题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命题，却具有不证自明的真理性；与其相对立的命题是不可理解的。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是否再次提出过这一问题，可是在当时，这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我的观点与《经验主义的界限》一文中罗素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
　　现象主义
　　在我那个时代，人们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现象主义——问题如下：我们的经验是否以感觉经验为界，如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所言（密尔和罗素的一些文章也持这种观点）？是否有一种实在，独立于我们的感觉经验？有些哲学家，如洛克及其追随者，认为有这样一种实在，不过我们不能直接感知它——这种实在引发感觉经验，我们能够直接感知的就是这些感觉经验。另外一些哲学家认为，外部世界是一种物质实在，有时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它，有时我们会以错误的方式感知它：这种观点被称作实在论。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完全是我们的理性、想象力之类的感觉和能力创造的——这种观点被称作唯心论，我从不相信这种观点。我从不相信任何形而上学真理——无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极为不同的康德所谓的理性真理，抑或（客观）唯心论的真理，即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至今仍不乏信仰者的那种真理，我一概不信。如上所述，意义、真理以及外部世界的本质，是我当时思考的一些问题；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它们写过些论文——有些观点已经发表。
　　对我影响*大的思潮之一是，哲学家们都在寻找绝对确定性、毋庸置疑的解答或观念的绝对可靠性。一开始我就觉得这种寻找是虚幻的。某个结论或某种**手资料，无论其基础多么牢固、内容多么广泛、逻辑多么严密、可信度多么“不证自明”，我们总是能够设想，某种东西可以改变甚至推翻它，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预见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我怀疑很多哲学都是建立在某种虚幻不实的基础上，这种怀疑后来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开始主导我的观念。
　　我一边教哲学，一边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撰写卡尔·马克思传。我当时从未觉得马克思的哲学十分新颖或有趣。然而研究他的观念却把我引向其先驱，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这是*早的有组织地反教条、反传统、反宗教、反迷信、反愚昧、反压迫的哲学团体。我开始钦佩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们给自己制定的宏伟目标及其参与的伟大事业，他们要把全人类从教会、形而上学、政治等黑暗势力中解放出来。此后，我渐渐开始批评他们共同怀有的某些观念，可是我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启蒙运动始终心存钦佩与赞美。撇开其经验主义缺陷，我所批评的是它得出的一些逻辑结论与社会判断。我意识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那些教条，一定程度上起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所追求的那些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