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辰星与大地之间----王富仁先生纪念文集

　　《在辰星与大地之间：王富仁先生纪念文集》：　　细想起来，富仁兄与我有“三同”：**，年齿相当，都经历过新旧社会，接受了生活的多重磨难；第二，青年时代全部在教书，教过初中、高中，后来是大学。*难得的是还都教过小学，而在中学教的又都是语文并参与了学校管理（其中的大学他是正牌，我是兼职，但也带过近二十年的博士生了）；第三，人到中年赶上末班车，重新读研，1980年代进入学界的时候，生命已至中后期。这样的朋友不留地址便突然远行，决绝地走了，让我怎能不兔死狐悲，悲从中来呢。　　凭着这些，我想我可以哭一哭富仁。我保有对他的一些记忆，可以怀念他。怀念他的学问、怀念他的人格，到明天，或永久。　　我曾经说富仁的生命是“因悲哀而庄严”的，道出他的悲剧性质。这是说，他虽然是我们这拨人里的先锋者、佼佼者，是“文革”后**代学者群里（大部分是1978届研究生和1977级、1978级本科生）*杰出的代表之一，但他并没有做完他要做的事情！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崛起，从百年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鲁迅，掀起“回到鲁迅”的潮流。但到了当下对鲁迅充满误解的时代，或者说需要他带头排除世俗性的干扰，在更高水平上提出“今日之鲁迅”的时候，他却倒下了。他天才地发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逆向性”规律，但未及据此写出一部新的文学史或文化史来。他深具远见卓识，不懈地倡导“新国学”研究，欲从整体上总结中国近现代以来之学术大势，但还来不及被社会普遍接纳，就留给后人了。记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看到他正在阅读的书籍，批满他特有的大字。他还远没有将这些零星的感悟，全部移到他的新作中去哩。这让我不禁忆及萧红在香港逝前说的话，把半部“红楼”留给别人去写，她的心是绝不甘的；富仁留下半部“新国学”，他的心潮焉能平静呢？但是，没有做完的事他生前是每日每时都在老老实实做的。这是他生命的另一面：朴素。富仁是农民之子，父亲已经是入城的干部，但他外表“土气”，穿戴虽算不上不修边幅但也近之。看*早的会议合影，他不是躲在后面，便是不见踪影。近年来地位高了，生活改善了，他也会西装领带，在毛衣下翻出疑似高级衬衫的领子来。但他是不服城市规则的，动辄就把毛衣和衬衫的袖子一齐撸了上来，手头就有照片为证。他做学问的老实，其例证正如写长文。他说起自己的长文少有人读，失望和得意之色是兼有的。他办“新国学”刊物拉稿子的时候，声明三万四万字也能用，不怕长，好就行。这事跑到别人身上可能是炫耀，但富仁是诚心诚意认为他写的题目，几千一万字是表达不完的，所以写得长在他不仅不是炫耀，反是如实。就像茅盾早年说起他的中长篇，认为他所掌握的时代内容，没有十几万或几十万字容纳不了，是一个道理。不过富仁平时的做派，往往是低调，是退后。苏州理事会后大家到同里古镇游“退思园”，富仁、理群和我不知道怎的在园中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人都盛赞此园名，富仁甚至说是这个时节*需要的一种精神。他到汕头去工作，连我在内都不太以为然，尽管没有做像鲁迅劝阻郁达夫移居杭州的诗（情况也不同），却都不愿意他走。现在对于他移居汕头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我相信两条：一条是病因，是他当面同我说的。因到珠海讲课发现岭南天气对越冬克服气管炎有特效（现在我也有了同感，去年冬日去了海南试住，果然灵验）；另一条是我认为的，他是为了找一个能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地方才去的。因了某些地方排座次、争职称、抢山头的倾轧之风太盛，他觉得汕头可以独立自由地支配科研经费用来搞学术，可能是理想之地。当然他这个理想有没有碰壁我不清楚，从他曾经谈起聚集、团结人才的困难，可以引申到他在退思园讲过的语重心长的话。而他想低调地埋头做学问的初心，是不会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