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编辑生涯忆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鲁迅在三十年代曾大力支持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工作，他给“良友”出版的**部书，是《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但在此以前，早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就和“良友”建立关系了。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初自广州来沪定居，十八日自共和旅馆移居闸北景云里廿三号。因地近北四川路，曾几次到“良友”门市部购书，店员就告诉了当时主编《良友画报》的梁得所。梁的同乡好友司徒乔常来编辑部聊天，他的早期创作《四个警察和一个女人》，前一年在北平举行画展时，受到鲁迅赏识而被买下，一直挂在西三条胡同卧室墙上。这时他与鲁迅同在上海，时有往来。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五日梁得所由司徒乔陪同去景云里鲁迅寓所看望他。他们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去的。司徒乔约定为鲁迅画像，三天后再去，二星期后画成炭笔素描速写头像一幅。梁得所约期为鲁迅摄影，准备连同司徒乔的画像，编成一组专题，刊登在画报上。根据《鲁迅日记》，三月十六日记有：“晚梁得所来摄影二片，并赠《良友》一本。”三月廿一日记有：“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相三枚。”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鲁迅端坐在景云里寓所藤椅上，以成排书架作背景的那幅生活照片，也是鲁迅*后十年开始在上海生活和斗争所留下的**幅单人摄影。其中两幅就*先同司徒乔的速写像，加上转载的一篇鲁迅《自传》，用两个整版篇幅，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号的《良友画报》上。　　我就在这一年底，半工半读，参加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一本图文各半的《中国学生》月刊。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前，已开始编“一角丛书”。“一·二八”事变后，创造社老将郑伯奇来“良友”，文艺书籍的出版方针发生很大的转变，左翼作家纷纷为“良友”撰稿，我已写过专文了。秋季毕业后，我专业担任文艺编辑，计划编一套全部收新创作的“良友文学丛书”，准备约请**流作家执笔，用米色道林纸印，软布面精装，不论厚薄，书价一律九角；试图从装帧、印刷、售价上，对当时流行市上的纸面平装文艺出版物来一个突破。这是个大胆的尝试，总经理伍联德全力支持我去闯一个新天地。。　　考虑到组稿对象时，**个想到的作者，当然是*受读者爱戴、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鲁迅了。但像“良友”这样商业气息浓厚，一贯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书店，是否能争取到鲁迅的文稿呢？我很怀疑。当我和伯奇商量时，他热诚地鼓励我不妨去一试，并自愿尽介绍之责。当时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住处是保密的，平时轻易不接见生客。我在伯奇陪同下，于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次去谒见鲁迅先生。事先伯奇已为我作了安排，到内山书店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　　关于鲁迅，当时文艺界中人有一种流传的看法，把他说成是一位非常严峻、有时近于怪僻而不易接近的老人。我那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编辑，刚刚双脚跨出校门，对鲁迅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尤其是这一天去谒见他，希望他为我准备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丛书带个头，这对我一生事业的关系极大，所以一见面，一握手，连话也说不出口。直到鲁迅在前引路，把我们两人带进旁屋二楼内山的会客室坐下时，我才舒了一口气。其实伯奇和鲁迅有深厚的友谊，关于良友公司和我的一般情况，他早已作过介绍，所以坐下后，鲁迅就亲切地问到我怎么爱好起搞文艺编辑出版工作来了。他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过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接着又说，“良友”出版的画报和画册印得都很好，他经常走过我们的门市部大橱窗，总要站着看看。他问起“良友”的营业情况，我告诉他，这是广东商人开的，《良友画报》等各种画册，主要读者是海外侨胞，所以业务很发达。乘机便把设想中出一套“良友文学丛书”的计划向他简单地谈了。他便说：“素来不大出文艺书的‘良友’，怎么忽然要挑这一条路走呢？”伯奇代我谈了我爱好文学，希望在这方面出些好书，“良友”老板已答应另辟一个部分，让我专搞这方面的组稿编辑工作；至于老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营业面，提高书店的名誉地位。接着他为我说出了我们访问的意图，恳求他给我们一部书，以便列为丛书的**种，带一个头。鲁迅便幽默地说：“你们*好回去先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但是接着又笑着说：“现在上海出好书的书店实在不多，经营作风老老实实的更不多见。‘良友’愿意这样做，我倒是可以尽力帮忙的。”我听到这句话，像在暗地里见到了一线阳光，我的顾虑也打消了，胆子突然壮大起来，便把具体要求提出了。因为丛书准备全部发表创作，每册字数平均十五万字上下，所以希望鲁迅能给我们一部文艺创作。　　这一下，却大出我们的意外，原来鲁迅手头正有一部即将编成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约二三十万字，他说，如双方同意，可以很快交给我们。但是把翻译作品列为丛书**种出版，是否会破坏丛书的体例呢？又想到能组织到鲁迅的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是现成的，立即可用，这么一部唾手可得的译稿，怎么舍得放弃呢？我们问他有无小说集或散文集之类。他说：“小说久已不写，杂文集对你们是不适合的，一开头就害了你们，我是不干的。”在这一情况下，我就和伯奇低头细语，决定接受这部译稿，并破例列入丛书中。于是我们请求鲁迅，为了顾全丛书的篇幅和售价，可否一分为二，各立书名，他点头同意了；并答应将来如有适合给“良友”出版的创作文集，当予优先考虑。于是我们谈了关于版税率、预支版税数字和交稿日期等等，很快取得了协议。回家的路上，我心中说不出地兴奋，不但因为今天一出马，就拿到了鲁迅的文稿，为“良友文学丛书”打开了一条路；尤其是亲身经历的两小时亲切的谈话，发现鲁迅是一位热情诚恳、和蔼可亲的长者，虽初次见面，感到平易近人。他对良友公司这样一个刚刚试图出些进步文艺书籍的书店，既伸出温暖的手来扶植它发展成长，又抱着精心爱护的心肠，不让它因此而遭到什么意外。鲁迅这种在白色恐怖下，多一个出版好书的阵地，对革命文化事业总是添一份光、增一份热的伟大胸怀，在后四年多我亲身体会的许多事例中，感受越来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