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国家的“危机”:从财政社会学看日本

　　《预算国家的“危机”：从财政社会学看日本（引进版）》：　　关于熊彼特的租税国家论和财政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租税国家的危机》的评价和大多数的评价不同，这部作品虽然充满智慧，但也是一部比较粗糙的学术作品。当然，这个判断，也是在高度肯定熊彼特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租税国家”这个发现型概念之后做出的。熊彼特自身肯定也认为这部作品中有不足之处，因为他曾经做出了以下的论述。　　此后当熊彼特被问及，他的作品中作为“跨界社会学”的主要业绩时，他列举了《帝国主义社会学》（Schumpeter，1919）和《同一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Schumpeter，1927）两篇论文，但并没有提到《租税国家的危机》（Swedberg，1991）。他并没有言明理由。此外，上文中提到的默茨，1940年他在熊彼特的指导下研究奥匈帝国解体对经济的影响，当他提交的报告中提到1918至1919年是奥匈帝国的“命运之年”的时候，熊彼特显示出了“非常奇妙而又冷淡”的态度（Marz，1983）。　　那么熊彼特在担任大臣的这段时期，也是他写下《租税国家的危机》的时期，肯定有什么让他心中泛起了这堆乌云。很显然，在他做完演讲以后，他再也没有使用过财政社会学一词，也再也没有提到过葛德雪。　　即使放弃这种推测.我们也很难从熊彼特的著作中找到关于解读财政社会学的钥匙。在他的晚年留下的遗著《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在讨论“学院派学者和自然法的哲学家”的一章中，他极高地评价了詹巴蒂斯塔·维柯，并称维柯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先驱。他指出*能够体现维柯业绩的一句话是“精神与社会之间的进化科学”（Schumpeter，1954）。确实，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以此为基础的优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财政社会学如果能在熊彼特的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一定是和历史社会学有关，但是他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说明。事实上，熊彼特所说的“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的方法”中包括了各种含义，但却无法从中直接获取对财政社会学有意义的内容。他的施穆勒理论虽然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包含了许多灵感（Schumpeter，1926c），但很难从中找到关于财政社会学的线索。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波恩时期发表的财政评论文章里充分地显现了他对现实财政尖锐的观察力。但是他对格莱斯顿体系的考察，缺乏了当时已经确立了的被我称之为“预算国家”的关注。他对首相以及内阁作用的关注，从中可以观察到他之后向精英民主政治论研究倾斜的倾向。我认为，熊彼特还特意在租税国家和夜警国之间画上了等号，并将它和现实区分开。这难道不是他有意识地把自己对财政社会学做出的*大的贡献——提出了租税国家论这一“理念型”概念——弄模糊了吗？此后的人们如果不加整理就把熊彼特的租税国家的概念直接放到发生了“哥白尼式改革”的现代财政中，就完全有可能陷入难以预期的陷阱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拿“预算国家”这一概念来替代“租税国家”的原因之所在。　　话虽如此，我们从熊彼特处依然可以学到很多。他移居美国以后积极开展的精英民主政治论就在他的《租税国家的危机》的延长线上。我们之前讨论的熊彼特从关系论角度讨论租税的作用与反作用，虽然留下了很多难点，但是依然给予了我们众多的启示。他的观点作为经济发展论或者经济政策论的一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对于企业革新或者“创新”以及与其相伴的“创造性破坏”这一动态的把握。这些都是他移居美国后的业绩。此外，他展开的民主主义理论对安东尼·唐斯写下《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给予了很大的影响（Downs，1957）。这一潮流被布坎南等人在公共选择论中传承了下来。与此同时，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唐斯等学者在对政治决策的分析时尽可能回避对公益这一概念的说明，只从个人的效用或者私人利益的角度来分析。相反，熊彼特则认为公益*终都将回归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Schumpeter，195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