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时空转换与孙犁小说叙事的嬗变

　　《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时空转换与孙犁小说叙事的嬗变》：　　阶级斗争思维，使孙犁在小说布局上采取了二元对立模式。比如在空间布局上，以滹沱河为界划分区域，一南一北形成两个不同的人群。而《风云初记》中的“拟家结构”因作者采取了二元对立模式变得复杂起来，比抗战时期小说中的“拟家结构”蕴含更多，反映的问题也更深刻了。抗战时期的“拟家结构”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八路军和农民暂时居住在一个小院里，相互帮忙，共渡难关。但《风云初记》中，作者使用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将小说中的人物分成了两个板块，两个阶级。两个板块，是以滹沱河为界而分成的南北两岸；两个阶级，是指农民阶级，和以田大瞎子为首的地主阶级。当两个板块和两个阶级发生关系时，不自觉地形成了两个“拟家结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反而将本来不稳定的“拟家结构”变成了牢固且规模巨大的“拟家结构”：以春儿、芒种为核心的“拟家结构”和以俗儿、田耀武为核心的“拟家结构”。　　以春儿和芒种为核心的“拟家结构”。秋分的父亲吴大印曾经和老常、老温、芒种一起干活，吴大印不但亲自把芒种带进田大瞎子家做长工，还让女儿们照顾芒种。吴大印闯关东后，芒种和秋分姐妹俩在吃穿上、劳动上相互关照，已胜似一家人。等高庆山返家后.芒种又成为高庆山的勤务员，与高庆山吃住在一起，加之芒种和春儿的恋爱关系，芒种、高庆山、春儿、秋分、高四海、吴大印等应该算是一个“拟家结构”。小说结束时，芒种和春儿依然没有结婚成立自然家庭，仍属于“拟家结构”。此外，老温因为长年和芒种吃住在一起，在老温和寡妇结婚后参军，寡妇作为老温的妻子，春儿作为芒种的未婚妻来往，寡妇自己说和春儿是妯娌关系。这样，春儿和寡妇也构成了一层拟家关系。这样，以春儿和芒种为核心有两种意义上的“拟家结构”，他们具有相同的阶级立场和相同的价值追求。　　俗儿和田耀武组成的“拟家结构”。田耀武和俗儿之间算是勾搭成奸，田耀武供给俗儿吃穿用度，俗儿也愿意跟着田耀武，只是田耀武已经结婚，没法和俗儿组成家庭。后来俗儿又嫁给高疤，俗儿和田耀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并未断绝来往。由于政治利益关系，高疤和田耀武又在俗儿的撮合下走到一起。加之，俗儿的父亲整天“抱”田大瞎子的大腿，吃田大瞎子的剩饭，喝田大瞎子的剩酒，两个人也算是不住在一起的，没有拟家形式的“拟家结构”。尤其是当田大瞎子为了躲避“合理负担”，和老蒋签订了虚假卖地合同之后，实际上的关系已胜似一家人。这样，俗儿、高疤、田耀武、老蒋、田大瞎子也就组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拟家结构”。这个“拟家结构”本不该属于相同的阶级，但由于相同的价值追求和相同的生活愿景，关系也相对稳定。　　无论是以春儿为核心的“拟家结构”，还是以俗儿为核心的“拟家结构”都比孙犁早期抗战小说——《邢兰》《老胡的事》《山里的春天》中的“拟家结构”更具普遍性，也更稳定持久，其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比如，以俗儿为核心组成的“拟家结构”，完全是利益关系，更稳定，也更具破坏力量。田大瞎子父子一直想破坏农民的抗日活动，但若没有俗儿和高疤的帮助，他们很难产生破坏力。因为，他们虽有破坏之心，却无行动能力。而高疤和俗儿属于穷苦人，行动力较强。在阶级属性上，他们本该与田大瞎子对立，但在价值追求上与田大瞎子一致，渴望不劳而获，不付出劳动而享荣华富贵，因而走在了一起。俗儿和高疤在抗日开始阶段，都参加了抗日工作，俗儿还表现得相当积极，与田大瞎子老婆还产生了激烈冲突。高疤也抢劫了田耀武的枪支和钱财，表现出受压迫者的反抗精神。但二人的价值观是腐朽的，俗儿的价值观是讲究吃穿、好逸恶劳；高疤的价值观是耀武扬威、不受管束、胡吃海喝、没有纪律。二人做事情均以此为目标，参加抗日工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当发现抗日工作不能带给他们想要的生活时，立即转头投靠田大瞎子一伙。田大瞎子因为有了高疤的帮助，破坏力增强。田耀武轻而易举攻进了被共产党占领着的县城，举枪扫射县长李佩钟，给抗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高疤和田耀武都投靠了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