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清代中期的思想史变迁

　　《章学诚与清代中期的思想史变迁》：　　章学诚是清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以史学作为自己的专长，长期从事地方志的修撰工作，并在晚年时帮助毕沅编纂《史籍考》，对中国的传统史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此过程中，章学诚自觉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套系统性的史学理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并不限于史书的整理、编撰等技术性的层次，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层次，对历史的整体意义、历史认识的方法以及如何书写历史等问题作了系统性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章学诚对乾嘉时代考据学的思想原则以及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乾嘉考据学主张“道在六经”，提倡以训诂字义、考据典章制度的方法以推明经书中所蕴含的“圣人之意”，这一方法论在戴震那里被总结为“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或者更为扼要地说，“由训诂以通义理”。而在考据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学者通常只停留在训诂字义或考据事实的层面上，极少有人将其上升到思想理论的层面上。章学诚认为这是由于考据学者过于强调了“训诂考据”等客观实证性的方法，而忽视了自身主体性的创造转化作用。概括地说，所谓“考据”只是“工力”而非“学问”，考据有其客观的价值，但考据并不能尽学问之全貌。客观的“考据”必须和主观的“性情”相结合，才能直探作者之“心志”，并形成研究者自身的“立言宗旨”，否则考据所得的大量材料就如同一盘散珠，没有一以贯之的线索，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作了深入细致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在当代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这一批评切中了乾嘉汉学的弊病，是清代考据学理论反省的一部分。因此章学诚和戴震一起被推崇为“清代考证学运动理论的代言人”。　　综观章学诚思想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可以看出，章学诚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史学领域，而是对人文学（也就是章学诚所称的“文史之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论述。章学诚的思想有着一种前瞻性的目光，对于当代学术的发展亦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另一方面，章学诚的思想本身十分丰富，包含着多种的解释可能，近代以来的学者对其思想意义的抉发远未做到“题无剩义”，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全面分析章学诚的思想结构，并重点阐发其历史哲学和文本诠释思想，以彰显章学诚在清中期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章学诚反对清代考据学“经以明道”的观念，提倡以史学而“明道”，因此其史学思想就有异于一般性的史学理论，而是自觉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自己的责志，表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意识。中国的传统史籍浩繁丰富，但在历史哲学的建树方面向付阙如，唐代的柳宗元、明末的王船山在这方面曾做过有意识的探索，直至章学诚才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思想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的一种自觉意识，即试图对历史的发展提出一种总括性的看法。同时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是对乾嘉时期盛行的“考据史学”的一种批评，考据史学重视考证历史事实，认为史学的功能仅为“有资考证”，“明道”则有赖于“通经”。“考据史学”以朴学治经之法治史，缺乏一种综合与会通的眼光，往往只见局部而不识大体，对“史义”缺乏理解。章学诚举郑樵与王应麟、马端临为例，认为郑樵的“别识心裁”犹愈于王应麟之“搜罗纂辑”，这一观点反映了章学诚在史学上的特识。　　就章学诚的“文本诠释思想”而言，本文将其具体分为“语言观”“知识人格论”和“诠释学思想特征”三个部分。在“语言观”部分，章学诚批驳了考据学者对于语言文字的狭隘认识，清代学者训诂字义重在“本义”，并认为“本义”就是作者之“原意”。章学诚则认为语言有其具体的发生语境，单纯拘泥于“本义”并不能恰当地理解作者之意图；同时六经文本作为“道”之言不同于日常语言，“道”之言并不单纯表述事实，而是同《诗》的“比兴”一样，有其丰富的象征维度，诗无达诂，因此对于六经文本的诠释也不应该单纯依靠训诂字义，而更应偏重于领会其“言外之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