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诗论稿

　　《民国时期新诗论稿》：　　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因为它明确了梁宗岱诗学的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在对西方诗学有“深一层认识”的基础上，回过头来，肯定并立足于“中国文字和白话”的特殊性，在新诗写作中维护和确立现代汉语的本位意识。可以说，在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中，重建新诗格律，既是彻底认识汉语特殊音乐性的一条途径，同时更是借以推动诗歌进一步发展创新的重要方法。　　正因如此，不断发掘汉语的音乐性，成为梁宗岱格律建设的一个前提。他自己就曾举例说：“我从前曾感到《湘累》中的‘太阳照着洞庭波’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和谐；后来一想，原来它是暗合旧诗底‘仄平仄仄仄平平’的。可知古人那么讲求平仄，并不是无理的专制。我们做新诗的，固不必（其实，又为什么不必呢？）那么循规蹈矩，但是如其要创造诗律，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②此外，他还提出：“中国底散文也是极富于节奏的”。而与他同样热衷于朱家客厅读诗会的叶公超也曾提出：“新诗的节奏是从各种说话的语调里产生的”，“在说话的时候，语词的势力比较大，故新诗的节奏单位多半是由二乃至四个或五个的语词组织成功的，……这些复音的语词之间或有虚字，或有语气的顿挫，或有标点的停逗，而同时在一个语词的音调里，我们还可以觉出单音的长短，轻重，高低，以及各个人音质上的不同。……这种说话的节奏，运用到诗里，应当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格律。”③　　事实上，关注语言、关注文学的工具与载体，这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思想主潮。梁宗岱的思考自是其中有价值有个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一方面支持和关注“白话”对“文言”的革命性的全面替代，但另一方面，他又并不因为“革命”就绝对偏重“白话”。他对于二者各自的短长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利弊是不单行的。新诗对于旧诗的可能的优越也便是我们不得不应付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受严密的单调的诗律底束缚，我们也失掉一切可以帮助我们把捉和抟造我们底情调和意境的凭藉；虽然新诗底工具，和旧诗底正相反，极富于新鲜和活力，它底贫乏和粗糙之不宜于表达精微委婉的诗思却不亚于后者底腐滥和空洞。”因此，在梁宗岱看来，如要实现文艺的*高理想，“要启示宇宙与人生底玄机，把刹那底感兴凝定，永生，和化作无量数愉快的瞬间”①，就“不独不能把纯粹的现代中国语，即*赤裸的白话，当作文学表现底工具，每个作家并且应该要创造他自己底文字——能够充分表现他底个性，他底特殊的感觉，特殊的观察，特殊的内心生活的文字”②。可以说，梁宗岱的新诗语言建设，既不是简单的舍“文言”而取“白话”，也不是机械的舍“自由”而取“格律”，他是希望发挥汉语——包括古典形态和现代形态——的独特性，兼顾和贯通两种形态的优长，打造更高的文学理想。　　其实，与梁宗岱的汉语写作立场相关的，应该还有他的“世界诗歌”（或“世界文学”）观念。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宏观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也就谈不上自觉的汉语写作意识。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具有这样自觉的“世界文学”观念的作家并不多，而梁宗岱则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气象宏大、野心勃勃，甚至有些浪漫狂傲，其实都与这一点有关。　　回到他所说的“自由诗”是“支流底支流”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来自他对世界诗歌历史的全面观察。他认定，“欧美底自由诗（我们新诗运动底*初典型），经过了几十年的挣扎与奋斗，已经肯定它是西洋诗的演进史上一个波浪——但仅是一个极渺小的波浪；占稳了它在西洋诗体中所要求的位置——但仅是一个极微末的位置。”所以，如果像新诗运动初期的倡导者那样，将“自由体”的地位拔得过高，并用以支配整个新诗运动，就只能在整个世界诗歌的格局中成为一个极为有限的分支，即“自由诗”分支中的一个汉语分支。而只有正确认识和运用汉语的独特性，中国新诗才能“和欧洲文艺复兴各国新诗运动——譬如，意大利底但丁和法国底七星社——并列”，成就真正伟大的诗歌梦想。这里姑且不谈他所指出的道路是否可行，或能否有效通往成功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个梦想体现了梁宗岱立足汉语写作、力图确立中国新诗主体意识的独特思路。他将西方“纯诗”理论中的“音”“义”结合的思想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格律化的艺术方式相结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纯诗”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