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艺术家逃跑了:the escape artist

1923年，J·D·塞林格四岁。每次母亲出门购物，他都会被留给十岁的姐姐多丽丝照看。桑尼，家里人都这么叫他，跟姐姐特别亲，两人共度了大量时光。她常带他去看电影，她是这样形容那时的观影经历：“你知道，那时候的电影都是默片，我得把字幕大声读给他听，小家伙一个字都不让你漏掉，吵得我们前后几排都跑空了！” 这一幕让人瞬间恍然，如闻其声，愠怒的话音里透出其人的世故和精力充沛。塞林格的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像这个成年后的多丽丝·塞林格，她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离过两次婚，是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的采购员，终日游走于一群富姐中间，出没于纽约时尚地界。 有一次出了状况。母亲外出采购，留守的姐弟俩起了冲突。“我忘了是为什么，”差不多六十年后多丽丝提起了此事。被遗忘的是冲突的起因，而非结果。桑尼打好行李，穿上一套印第安人行头，离开了。不过，他并没有走出大楼。几个小时后，母亲走进公寓大堂，发现儿子整装待发，从头到脚一副印第安人打扮，外加一副长羽毛头饰，身边靠着个行李箱，“妈妈，我要走了，”他说。“我在等着跟你道别。” 他们上楼打开了行李箱，箱子里装满了玩具士兵。 …………………… 战争始于一声枪响，传记始于一封回信。 塞林格的回答巧妙、直接、愤怒又迷人，表达了对这个闯入者的轻蔑，但不是赤裸裸的鄙视。信中甚至流露出某种悔恨，让人觉得他在意的不单是人们对八卦消息和廉价文学的贪得无厌，还悔恨自己在信中力求措辞优雅的强迫症。信的结尾处，他充满了自怜，哀叹（汉密尔顿的）来信对他造成的私人领土——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的侵犯，堪难承受。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长期忍受着与土拨鼠的斗争，他建起了篱笆，用尽手段消灭它们，但人们仍会感觉到，他对土拨鼠的感情甚至多于汉密尔顿。 塞林格的信虽然有点夸张，却也明确又有条不紊地表达了他的愤怒和轻蔑。他做了个手势，劝汉密尔顿走开，虽然徒劳，但有必要。在他的一生中，写信不只是给他的生活开了一扇窗，也同时让他得以做他真正在行的事——做自己。 汉密尔顿还是继续写他的传记。《J·D·塞林格：写作的人生》中，到处可见对塞林格与伊丽莎白·默里和惠特·伯内特私人往来信件的引用，这两人是塞林格一生中的重要人物，塞林格与他们通信长达数十年。这些信像是一本日记，一根连续的线。塞林格得知这本书的引用内容后，立刻提起诉讼，阻止它出版。他的观点是，无论谁拥有这些信，里面的文字仍属于他。塞林格和兰登书屋的官司打了两轮，出版商赢了**轮，第二轮塞林格胜出。案子上诉到*高法院，但被拒绝受理。 汉密尔顿不得不坐回书桌前重起炉灶，删去所有的信件引用。名为《寻找J·D·塞林格》的新书*终得以出版，这部残次品很大程度缺失了塞林格本人的声音。但这并不妨碍汉密尔顿在新书中动用一点想象力，他在书中一人分饰二角：一个因违背传主意愿而饱受“道德困扰”“疲于应对”的写书人；另一个则是“写书人的隐性人格”——尽管他可能对此从不担心丢失。汉密尔顿狡黠的批判力，在一些关键信息的提取上得以生动施展，并附带有一丝被动的苦笑。《寻找J·D·塞林格》的大部分内容读来就像《J·D·塞林格：写作的人生》的悼词，而后者现在就在我手中。 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广泛报道了这次审判。汉密尔顿传记中明显缺失的那部分，引发了一场公众对塞林格的提问。法庭上塞林格和辩护律师罗伯特·卡拉基的对话，像是一篇《巴黎评论》采访： 卡拉基：过去二十年你写过长篇小说吗？ 塞林格：“长篇”是指什么？你意思是准备出版的那种吗？ 卡拉基：相对于短篇小说或是杂志专栏来讲我收回刚刚的话：任何一个《巴黎评论》的记者都不会迟钝到对该世纪后半叶*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一个说过“我是个短跑健将，不是长跑者”的人，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本完整的小说，还是个短篇，或者只是投稿给杂志的虚构故事？”另一方面，卡拉基也问出了任何一位读过《弗兰妮与祖伊》，《西摩：小传》或是《1924年哈普沃兹16号》的读者都会对着书页大声质疑的问题：“这到底算什么？”。 塞林格：我不会那样写作。我只是动笔，然后看它会发生什么。 所有人都想知道塞林格在干些什么。自他发表*后一部作品，隐居新罕布什尔州后，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干了些什么？在证人席发过誓言后，他回应说，就是写作。 无论过去或现在，任何对塞林格的作品感兴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这一窘境讽刺到。或许没有一个作家会比他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创作书信，这些真切有形的纸质品，对他笔下的小说和情节是如此重要，以致几乎每个故事都有主人公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的情节：在火车月台上等候弗兰妮的赖恩·康特尔；坐在浴缸里的祖伊·格拉斯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封四年前的信，一边抽烟一边和母亲聊天信件和包裹在塞林格的作品中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在行文中加入书信体几乎成了他叙事的嗜好。《一个男孩在法国》，一部未被收录进合集的塞林格早期精品，罕见地描写了一个战争中的角色。当主人公男孩终于在散兵坑里安顿下来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封信，随后便立刻进入了那种与世隔绝的信件阅读者的心境。塞林格的角色们都喜欢逃进信件中，就好像它们是时光缺口，让人从紧张的现实中逃离片刻。无论那现实是公园大道公寓中的浴缸，还是法国战场上的散兵坑。这些信件不会阅后即焚，而是被重新折起塞回口袋里。作为交流，作为隐喻，作为护身符，作为文学健美操，书信对塞林格的生活和想象至关重要。而现在，这些信件或者说它们的收件人，显然都背叛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