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缘胸次有江湖:王充闾谈散文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故乡是医巫闾山东面一个芦苇丛生、荒凉偏僻的村落。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我有一位族叔，很有学问，也有一些资产，膝下一子，生性顽皮、整天惹是生非，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叔叔便延聘一位老学究来加以调教；由于对我有好感，便把我连同他的孩子一起送进了私塾。六岁到十三周岁，读了八年私塾，在这里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读书进程大体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三百千千”之后，先读“四书五经”，再读《左传》《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再读先秦诸子，主要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老师这个安排很特别，也有他的理由，就是趁着孩子记忆力*强时节把需要背诵的经书背下来，懂不懂没关系。他有两个理论：一个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再就是，在好读书时抓紧读，不要好读书不读，不好读时却枉劳心力去记诵。他打个比喻，说是像窃贼进屋偷东西，收拾起来，背上就走；待到安全地方，再作分类、归拢。从实际效果看，这样读下来，一是确实记得很牢，二是先难后易。从佶屈聱牙的经书（比如《周易》《书经》《礼记》），到史书、诸子，有一种春水溶冰、江河下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快感。 回顾那八年的私塾生涯，有失有得。*大的失，是思想受到禁锢，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也承受一些负面影响；收获有三方面：一，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主要是在文史方面；二，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烈兴趣，因为旧学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而且是“文史不分家”的；三，训练了超强的记忆能力，所谓 “童子功”。我没有进过小学，所以，至今也不会拼音，查字典全凭笔画。我是1949年夏天直接考入中学的，数学只得了十九分，当时带个算盘，“四则”题不会列方程式，算盘一扒拉，“一退六二五”，“三下五除二”，结果出来了。但是，语文得的是满分，字也写得好。口试时，历史、地理都很优异。大学毕业后下乡锻炼，当过村官（乡团委副书记），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来就在市直、省直机关工作。 关于写作，说来也有意思。刚上初中时的作文，还是“之乎者也”的，结果被老师狠批一顿。这样，便开始学习现代表达方式。但真正称得上文章，还是在6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编报纸副刊，同时也便开始了散文创作。“文革”十年搁笔。由于一开始，就以报社“黑笔杆子”罪名遭到批判，市直机关造反派组织不肯吸收，这倒给了我安心读书的机会，主要是读鲁迅的作品。后来进入批斗“走资派”阶段，我们这些“死狗”便没有人理了，还是照样读书。“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弄来不少古书，统统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时要找靶子，因为我读过私塾，革委会宣传组便指令我去清理旧书，弄了两整天，挑出有价值的三四百种。这样，我便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帜，名正言顺地看书、摘记。当时主要是读史书和诸子，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倒乐得个自由自在。我曾写过六首七绝：其三：“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其四：“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这些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我的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交道。到 98 年底，六七年时间写出各类散文六十余篇，近二十万字。统览新时期开始后所写的散文作品，感到确实比过去有了较大进步。取材范围有所扩大，不再限于身旁事、眼前人，而是上下古今，纵横南北；抒怀、纪游、叙事、思辨，诸体兼备；无论是散文或者随笔，跳出了新闻性、纪实性较强的报纸副刊文字的窠臼，文学性较强了，表现在语言运用、心理刻画、细节挖掘、形象描写以及联想、想象手法的运用上。过去主要是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现在，则以文学杂志为主要场地，影响面显著地扩大了；许多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 但是，这一阶段的写作，实际上带有过渡期转型的性质——由过去“十七年”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写作路径向着新的境域转换，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教授在谈到我的初创期散文的缺陷时，指出：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个体的生命体验方面。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有时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对人生的欣赏之情，尽管他也说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如果他对人生（包括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稍存一点欣赏玩味的态度，如果他真正放松一些，他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他的散文创作所发掘到的社会人生的层面，就会更加丰富、深入了。总之，充闾的作品，思想高度是有了，但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尚嫌不足。他对文艺作品的体会是敏感、细腻、深刻的，但这种对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使他一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李白那个月亮，他的那些对月的感受、自己的体验反而迟钝了，忽略了。 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我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以及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有的指出，文章存在着主体性、内倾性不强的缺陷。这同我对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的旨归的认识比较模糊有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