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血肉丰满

父亲的桑植 又一次回到桑植，回到父亲的桑植，父亲的洪家关，父亲的芭茅溪，父亲的陈家河、刘家坪…… 我对桑植一往情深，源于父亲对桑植一往情深。因为这是父亲的故乡；因为这个故乡太博大，太厚重了，只有父亲的肩膀才能扛起来，只有父亲有资格用他不改的乡音对人们说：这是我的桑植，我的故乡。 现在正是3月，正是桑树发芽的时候，因到处生长着桑树而得名的桑植，漫山遍野的鹅黄，满山遍野的嫩绿，陷入了对一个人的回想和思念：一百二十年前的3月22日，父亲贺龙就诞生在桑植的洪家关。 一百二十年前的桑植，是什么情景呢？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桑植是湖南的边缘，地处武陵山脉北麓、鄂西山地南端。与桑植相邻的宣恩、鹤峰，还有与它隐隐相望的铜仁，则是湖北和贵州的边缘。而在中国，但凡边地，大半为群山雄峙的荒蛮之地，居住着性情粗放的少数民族。查阅史志，桑植亦然，它古称“西南夷地”，夏商属荆地，西周属楚地，春秋时期归楚巫郡，从宋朝开始正式推行土司制度。总之，野天野地，离不开一个“蛮”字。到父亲出生的时候，在它一万零四百二十六个山头下散落着白、苗、土家等二十八个民族。因为偏僻、封闭，各民族杂居，民风迥异而强悍，喜武，喜猎，喜斗。人说燕赵多慷慨之士，在桑植历史上，也不乏犯上作乱者、豪强忠勇者，且前赴后继，名震乡邦。几十年前当地仍顽强地保留着一种习俗，人死在外地，不仅要把尸背回来，还要把魂叫回来，名曰“赶尸”。另有一个习俗：如果哪个大逆不道者犯了朝廷的砍头之罪，一刀下去，头是不能落地的。那么，怎么办呢？砍头那天官府会通知家人去刑场，用被子或一块大布兜住。我们贺家祖上就出过这样的斗士，去刑场兜住头颅的，是位祖奶奶。她空手而去，在大刀一闪，头颅猝然滚落的一瞬间，她眼疾手快，掀起长襟一把接住，然后抱着血淋淋的头颅扬长而去。 父亲的血管里，就流着这样的悍勇之血。他少小习武，十二岁跟着任哥老会小首领的姐夫谷绩廷去赶马，当骡子客，在湘鄂川黔边崎岖难行的山道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十三岁长成一个虎背熊腰、高大伟岸、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汉；1916年，他登高一呼，带领几个兄弟，用人们常说的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盐局，夺得十三支毛瑟枪。此后戎马一生，绝非无缘无故。如果要寻找他血液中的基因，我觉得，既有桑植二十八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强悍对他的熏染，也有桑植的高天厚土对他的滋养。而在此后十年中，他把桑植人侠肝义胆的名声带到外面的世界，带到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领袖的耳朵里，却是他始料不及的。我们知道，这是1927年的9月29日。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经过日后闻名的“三湾改编”后，针对个别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毛泽东站在一棵大枫树下，以我父亲为例，对即将上井冈山的部队讲了“星星之火可燎原”的大道理。毛泽东说：“贺龙用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同时，我们还知道，就在毛泽东在三湾说这番话前不到两个月，我父亲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站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回头看，我们可不可以说，被无数革命先辈点燃的星星之火，有一把，就是桑植人贺龙，在他的故乡桑植点燃的？ 实际上，桑植作为故乡给予我父亲的，比这还要多。1927年深秋，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失败后，父亲跟着周恩来从香港辗转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周恩来对我父亲说，贺胡子，把你的部队打光了，革命正处于低潮，先送你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几年军事吧。我父亲说，不去，我贺龙是大老粗，不认识外国的洋码字，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就这样，1928年2月初，我父亲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一起，经洪湖回到故乡桑植的邻县石首桃花山地区，举行“年关暴动”，之后以这支农民武装为基础，逐渐创建了红二军团。1934年8月，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更大规模且更残酷的第五次军事大“围剿”，中革军委（编者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酝酿战略大转移，决定派由萧克任军团长的红六军团先行出发。当时的战略意图，便是与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后，当即插入湘西，举行了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先后在大庸（现张家界）和永顺塔卧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为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拖住了国民党部队的四十多个团。当中央红军以惨重代价越过湘江，深入贵州境内，参与堵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主力回师湘西，集中对付红二、六军团。这时，连身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的我父亲也没有料到，部队左冲右突，打来打去，*后打回到了他的故乡桑植。用父亲的话说，是桑植用它颠连起伏的山峦掩藏了他这支部队，用浓郁的情谊和贫乏的食粮，喂养了他这支部队。也就是在桑植，红二、六军团利用它特殊的地理地貌，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颠倒过来，转变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把战线推进到湖北宣恩和恩施一带。这之后，换手如换刀，红军连续取得了忠堡和板栗园大捷，活捉了国民党军纵队司令、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把满腹经纶、著有多部军事和地理学著作的另一个师长谢彬斩于马下。我就在这时的捷报声中出生，父亲与刚成为我姨夫的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萧克，红六军团政委王震，额手称庆，给我取名为“贺捷生”。我的出生地，理所当然也在红二、六军团的大本营桑植，那个地方叫南岔村冯家湾。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国当代革命史是这样记载的：1935年11月19日，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八个月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而这时，我刚刚出生十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