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研究论集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道、禅观念影响下的自然主义基调中，作家才既与先我而来的秦岭和历史相遇，又与后我而至的生存未来照面，还与同我共在的当下生存对话。线性历史凝固为顷刻的时间域，自然风物成为永恒的在场，所有生命在终极意义上获得了平等。小说中自然的意义也因此与历史的意义相反——自然的意义在于存在的自由，历史的意义则在于存在的必然。自然以其自由的形式，为人类的自由存在筹划未来；历史则以其必然的形式，为人类的必然存在获得同情理解。小说《山本》自然与历史互文书写的目的就在于，它要通过自然超越历史存在的必然形式，通过抒写历史的必然参悟可能的自由。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在《山本》中才会看到，作家一方面用自然主义消解历史与现实的残忍，另一方面又用历史题材填充泛灵论的空洞，同时还用宗教存在主义抚慰现世的灵魂，从而使小说在主题上呈现为一种变奏曲。小说在开头时对秦岭山麓黑河与白河汇聚形成涡潭、四方民众汇聚形成涡镇的描摹是自然的，中间对逛山、刀客、保安团、国民军（六十九旅、六军）、预备团（预备旅）、游击队、红军的消长起伏与斗争描述是历史的，*终对情节矛盾的解决以及对结尾的处理却是具有宗教意味的。特别是宗教救赎与悲悯情怀，一直弥漫在小说的叙事氛围中，它不仅体现在宽展师傅吹尺八超度苦难亡灵方面，更体现在象征涡镇吉祥命运的皂角树对人事善恶的自然反应上。其中*重要的一次反应，是涡镇叛徒三猫遭受剥皮蒙鼓后，皂角树不再庇福：“老皂角树上从此不见任何鸟落过，也没有了蝴蝶，也没有了蝙蝠，偶尔还在掉皂荚，掉下来就掉下来，人用脚踢到一边去。”①在这样的救赎细节与自然果报方式的描写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谴责所有的残杀，即使是恶人恶报，也应具有悲悯情怀与同情体察。从读者角度来看，我们只有带着一颗虔诚的心灵，不断扩充心灵的自我，像佛陀一样砥砺修行，才能捕捉小说的主题变奏。　　《山本》小说的这种主题变奏甚至飘忽不定，这当然不是小说写作技巧的糙谙所致，而是“自然一历史”题材互文书写的本身困境使然。从中外文学史的基本写作经验来看，历史书写由于难以摆脱人文价值与善恶观念，因而很难径直通达自然主义，除非借助泛灵论与因果观念；而自然主义由于遵从达尔文主义与天演进化观念，也很难径直移用到对历史事件做人文与意义评判，除非借助更高的存在论观念。正是由于这种表达的内在困境，作者才不得不站在更高的“天人合一”“天我合一”的观念立场上，重新省思自然与历史。①在这种写作观念下，小说描写的历史是无温度的自然，正如自然是无温度的历史一样。我们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可以读出生活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并给予它意义与价值，从而获得生存的力量；在大多的自然描写中，我们也不仅识得自然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而且明晓万物生存原为一理的素朴真理。为了超越自然与历史的这种惯常裂隙，作者借用了一个诗意的符码，因为他需要这个诗意的符码来敉平天然的裂隙：“需要书中的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②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处，炮轰过后的涡镇，化作一片尘土，作者也极力让历史退场：“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屋院之后，城墙之后，原初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但实际上历史并未完全退场，而是以先知与信仰的形式在场。正是由于先知与信仰的在场，作者才巧妙地弥合了历史书写与自然描写的巨大裂沟，使小说呈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小说。　　但自然主义的历史书写，在小说一开始并未建立，而是直到男主人公井宗秀以“预备团”团长的正统身份突兀在场时，才逐渐确立。井宗秀，一位并不富裕的水烟店掌柜的儿子，小说开始对他的描写是：“长得白净，言语不多，却心思细密，小学读完后就跟着王画师学画，手艺出色了，好多活计都是王画师歇着让这个徒弟干的。”③后借助多股力量，从一位聪慧的青年成长为拥有地方武装的军阀枭雄——国民军六十九旅预备团团长与六军预备旅旅长。但小说围绕井宗秀而形成的涡镇民众“想象的共同体”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代表，根植于涡镇民众的族群记忆与族群书写，其有效性限于族群文化与族群空间的认同建构，由于现代革命文明与主体性身份的承载度有限，因而我们难以在历史主义主题框架内来理解小说，否则历史叙事将会消解历史主题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