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婉的风景:唐宋婉约词史研究

绪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词学界对唐宋词研究存有一个惯性的划分，即以“婉约”“豪放”论词，予以评论褒贬。若要审视这一惯性说法，需沿波讨源加以探究。明代张在万历年间著《诗余图谱·凡例》中，首次提出“婉约”与“豪放”：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明）张：《诗余图谱·凡例》附识，明毛氏汲古阁刻《词苑英华》本。
张氏之说法，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张氏论述主要是针对词体的艺术创作加以评论；
（二）张氏所论“词体”而不是“词派”，这种论断是值得肯定的。沿至清初王士祯《花草蒙拾》中始将“体”“派”合二为一，推出李清照、辛弃疾为两派的宗主。
其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对王氏之说法，近现代词学者多有指责，认为“体”与“派”概念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混淆在一起。如施蛰存在《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中说道：“婉约、豪放是风格，而不是‘派’，宋人论词，亦未尝分此二派。”对于词体派别的多样性，清代词学家曾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如汪懋麟的三派说，周济的四家说和正变说，戈载的七家说，陈廷焯的十四体八派说等。至近人詹安泰将宋词分为八派，展示着词体风格与流派研究的多样性。其间虽不乏论者，也致使看法、观点不一，影响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词论家重“豪放”轻“婉约”，并将“豪放派”抬为宋词发展的“主流”，将“婉约派”斥为“形式主义的逆流”，加之《大学语文》统编教材把此种具有弹性的学术问题简化为一种权威式的定论。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的审美思维定式，倾向于凡是反映国事、格调高亢、情感强烈的豪放词必然占有较高的文学历史地位，而对婉约词评价偏低、否定过多，其影响至今不衰。当然专崇一派的偏狭性已无须赘言。对待词学传统婉约与豪放的研究，20世纪现代词学界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见解：
其一，吴世昌先生从根本上否定这种“二分法”的划分依据，并旗帜鲜明地反对豪放、婉约两派说。1983年《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一文，列举大量事实，根据苏轼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结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并指出：“苏词中‘豪放’者其实极少。若因此而指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说，苏词的特点就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苏词的歪曲，对作者也是不公正的。”之后发表的《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重要一文，谈及“豪放”“婉约”二词的本来意义与后人附加的含义，系统地强调和深入地论证了北宋无豪放派、苏轼非豪放领袖的道理，至于在国土沦亡、宋室偏安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南宋词，“当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所以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一词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
其二，吴熊和先生肯定豪放与婉约的划分既有长处，又有不足的观点。吴先生提出：“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有其长处，即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但若仅止于此，显然过于粗略”，“如同属婉约词人，温庭筠与韦庄、周邦彦与秦观、贺铸与晏几道，向来并称，但他们的相异之点实在不下于他们的相同之点，更不用说李清照与柳永相去之远了。同属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之间，也不止是个貌同心异的问题，而是心貌各异，有难以强合之处”。同时，“苏、辛等一些大词人，往往兼备众体，他们固然词多豪放，然其婉约之作亦不减于他人，这类词在集中也不是少数。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名作完全是一种刚柔相济的词风，兼有婉约与豪放之胜”吴。
其三，万云骏先生沿用豪放、婉约的划分，但反对一味地重豪放、轻婉约的观点。万先生提出：“不要低估婉约派词人在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前人所称豪放派与婉约派，就是词的两个*主要的流派，而历代绝大多数的词人及其作品，都可说是属于婉约一派的”。又“北宋的苏轼，南宋的辛弃疾，固然属于豪放一派，但他们也不是不受婉约派的影响”。“婉约派作家的词的题材也是在逐渐扩大、加深的”，其中有许多作品能够“用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是应该给予词学界充分肯定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词体风格与流派之探讨，再度成为词学研究的热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词体风格与流派的划分呈现多样性。如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认为：“宋时尚没有系统的词派之说，但析派、辨体之说已起”；王兆鹏在《唐宋词史论》中认为，“明代张将词体分为婉约、豪放，早在南宋，词人王炎就已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只是未引起后世论者注意”；王水照先生指出：“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成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谢桃坊在《宋词流派及风格问题商兑》一文中说：“自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以来，词学界尝试以新文学的观点重新分析宋词流派，但因宋词与宋诗比较有其特殊性，以致尽管发表了六十余篇专题的论文，而这一问题并未获得较为满意的解决。”由于现当代研究者各自分析切入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互有差别，他们对词体的艺术风格与流派演变的深入探讨，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对婉约词和婉约派词人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词学界有关婉约词的研究比较活跃，取得一些新进展：随着“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再度被肯定，对以往“艳词”予以了重新认识与评价；对传统婉约词人及其词作不仅重视词人的身世交游考及其作品的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等，而且探析词人的创作心态、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等，尤其对有争议的苏轼、辛弃疾的婉约词也都做出了高度重视和评价。诚然，现当代学者各自的观点、视角与研究方法不同，也不可能强求一致的结论，希图定于一尊。然而，若从根本上完全否定词“体派合一”的风格流派，甚至得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的结论，这似有矫枉过正之处。若完全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划分我国古代的文学流派，那么，在古代一般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有共同创作宗旨、创作理论并自觉结合的“文学流派”，仅能按作家们大致的倾向性与艺术风格的异同来做相对大体上的划分，这其中所引起争议的就不仅是婉约与豪放这两种风格流派的问题。
对于这些论述，本书认为尚有值得深入思考之处：唐宋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是任何一两个词派，甚至三派、四派、八派乃至十六派能充分包容的。那么，所谓“二分法”，严格地讲，也并不十分科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婉约”与“豪放”两大艺术风格论词，“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词体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一直为人们所接受，且相沿至今。由于词人的个性、气质与才情及其身世经历、所处社会时代、历史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大师，其创作风格必然是复杂、多样性。若关注词体风格的多样性，“婉约”与“豪放”之大致划分，不会定于一尊，确有商榷之处。鉴于此，本书认为：既客观地承认唐宋词中确乎存在婉约与豪放的“两种趋势”，便于从总体上把握唐宋词的研究，又有必要跳出词体艺术风格与流派辨析的纷争。
同时，立足于占据词坛主导地位的婉约词研究，将其纳入历史文化视野的宏观体系中，为唐宋婉约词史专门立论。婉约词作为独特的词体文学现象，阐释婉约词在词体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历经的历史演变、文化背景及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声律词调等方面，探究词体文学自身内在所隐含的审美特质，这正是词体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词体分“婉约”与“豪放”，长期以来为后人所沿用，但其内涵一直没有明确的界说。由于缺乏明确性和限定性，尽管有人做过探讨，或崇婉贬豪，或扬豪抑婉，但并未取得公认一致的看法，且引发许多无谓的论争。那么，界说婉约词也就成为本书研究的首要出发点。一、婉约词的释义与界说“婉约”一词*早见于《国语·吴语》：“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原是指言辞的宛转卑顺。“婉约”一词被用于文学批评与文学描写中，约自魏晋之际，它形容一种婉转轻柔、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如晋陆机《文赋》中“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序》“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沿至晚唐五代之际，诗词作品中不时出现“婉约”一词，用以形容柔美的姿态。如唐末李咸用《咏柳》云：“解引人情长婉约，巧随风势强盘纡。”《花间集》中较多地出现了“婉约”这个词。如毛熙震：“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浣溪沙》）；“纤腰婉约步金莲”（《临江仙》）。孙光宪《浣溪沙》：“半踏长裾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按：宛，通“婉”）。
需要指出的是，用“婉约”一词来描述词体则始于明。明代张在《诗余图谱·凡例》中始提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他标举词体分“婉约”与“豪放”，认为“婉约”词是“词调蕴藉”，“豪放”词则体现为“气象恢宏”，且主张“词体以婉约为正”。稍后，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亦有相同的论述：“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徐氏也是针对词体，分“婉约”与“豪放”两类艺术风格，强调作词“要当以婉约为正”。
婉约词从狭义上来讲，即传统词论中清人田同之《西圃词说》中所言：“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以抒写男女情爱为主要内容。在艺术技法上“词须宛转绵丽，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又“词称绮语，必清丽相须，无妨金粉。譬则肌理之与衣裳，钿翘之与环髻，互相映发，百媚斯生”，体现着婉转柔美的艺术风格，语言艳丽工巧，构景清新娴雅，声律悠缓飘逸；从广义上来讲，婉约词作为一种独特的词体文学现象，随着词体文学的发展与演进，抒情内容“又岂特偎红依翠，滴粉搓酥，供酒边花下之低唱也”，艺术创作渐趋于遗貌取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