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师的失误

第十九讲 没想到霍金会这么做 人要活到一定的年纪才会意识到生活并不公正。你所必须做到的是在你所处的环境下尽*大的努力。 ——《斯蒂芬·霍金的科学生涯》 我并不认为上帝在跟宇宙玩掷骰子的游戏。 ——爱因斯坦 上帝不仅在掷骰子，有时还将骰子扔到了找不到的地方。 ——霍金 1981年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里，召开了宇宙学讨论会议。英国*伟大的宇宙学家霍金（S. W. Hawking，1942—2018）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有争议的“宇宙无边界”理论。这一理论带有明显反宗教的内涵。参加会议的各国科学家们以极大的热忱接受了霍金的理论，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S. J. PaulⅡ，1920—2005，1978年即位）意见会怎么样呢？虽然教皇皮乌斯十二世（Pope Pius Ⅻ，1876—1958）曾经在1962年宣告，科学家们要学习伽利略的榜样，但宇宙无边界已经使上帝无立身之地，教皇会怎么说呢？科学家们等待教皇的接见，在接见时教皇也许会说明的。 接见的日子终于来了，科学家和他们的配偶被邀请到教皇避暑宅邸冈多福堡接受接见。城堡很朴素，四周都是农田和村庄。教皇在大客厅里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坐在平台的高椅上，由罗马天主教会的护卫人员保卫着，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介绍给教皇。按照传统，客人们在这种隆重的场合应该从平台的一边进入，跪在教皇面前，轻声交谈几句，然后从平台的另一边离开。 但是，当霍金驱动轮椅到平台一边的时候，每个在场的人都平心静气地注视着霍金和教皇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教皇对这位认为无须造物主的霍金，会说些什么。这时，人类历史上*令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约翰·保罗教皇离开了他的座位，在霍金的轮椅前跪下来，使他的脸与霍金的脸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且他们交谈的时间比别人都长。 “您现在正研究什么呢？”教皇问。 “我正在研究宇宙的边界条件是不是成立。” “我希望您的研究成果能使人类更加进步和幸福。”教皇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我对研究宇宙学的人有一个希望……” 霍金尽力扬起他那斜靠在肩上无力的头，等待教皇的话。 “像‘世界形成的一瞬间’这样的研究，*好还是不要研究的好。” 霍金不知道如何回答，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尽力而为吧。” 教皇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掸了掸自己长袍上的灰尘，与霍金告别。霍金的轮椅就驶向了平台的另一边。据说，那天下午在大厅里的许多天主教徒都感觉受到了冒犯，他们认为教皇对霍金过分地尊敬了。更何况霍金是一个不信教的科学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霍金的理论与正统的天主教义正好对立。为什么教皇要这么尊敬霍金？ 是呀，为什么约翰·保罗二世要如此格外尊敬霍金呢？这其中的原因，我想读者在看了以下的故事后，也许会有自己的看法。 （一） 世界上有些事的确很奇巧，尽管我们说不出道理。1642年1月8日，当欧洲战场上基督教和天主教徒还在作殊死较量时，受尽教会侮辱、迫害的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终于在佛罗伦萨市郊的阿圣翠山庄安静地闭上了双眼，心怀愤懑地离开了人世。 这年12月25日，正好是圣诞节那天，英国的科学伟人牛顿诞生了。再过300年，1942年1月8日，当伽利略去世300年时，另一个探索宇宙的现代伟人霍金诞生了。 霍金诞生在大学城牛津。本来，他们的家住在伦敦郊区海格特，但他的父亲弗兰克和母亲伊莎贝尔却决定将他们的**个孩子生在牛津。这是因为那时正是英国每天晚上都遭到德国轰炸，伦敦到处是断壁残垣，连他们在郊区的住所不远处也落下了一颗炸弹，把窗子都震碎了。英、德两国政府有协议，相互不轰炸有名的大学城，所以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哥廷根、海德堡在免轰炸之列。 当霍金两岁时，他差一点被炸死。他们那时又回到伦敦，有一天德国的V-2火箭忽然击中并毁掉了他们的家，幸亏那时他们外出不在家，否则人类就少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霍金的父亲是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一直研究热带病；母亲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后来在一家医学研究机构任秘书。由于夫妻两人都是高学历、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此他们的邻居除了尊敬他们以外，总觉得他们家有些古怪。比如他们家里有许多书，而且还在不断地买；尤其是吃饭时他们一家人包括小孩，都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这在别的家庭里显然是不允许的。 霍金似乎有点笨手笨脚，但想象力却异乎寻常地丰富，而且，他的想象力转换得极其迅速，这使得他总是不能用适当的语言表达思想，于是说话显得吞吞吐吐、若隐若现，这有点像他爸爸。有人开玩笑说，霍金家的人有一种专门语言：“霍金语”。丹麦的物理学家玻尔也有这种类似的毛病。 霍金思维的敏锐、迅速，令他的小朋友们十分惊讶。他的一个小朋友迈克尔·丘奇（Machel Church）后来曾说：“我感到他总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我意识到他的不同寻常。这不只是一般的聪明和有创造性，而是鹤立鸡群。如果你愿意，说他有点高傲也没关系，仿佛世界上的一切他都尽收眼底。” 霍金的确有些“鹤立鸡群”，他在9岁时就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16岁时，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就利用钟表的零件和一部报废的电话交换机，七拼八凑地制造出一台简陋的计算机，霍金是这台“逻辑旋转式计算器”（LUCE）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当时计算机还是十分罕见的东西，只有某些大学和政府部门才有，所以他们的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地小报还专门进行了报道。据说这台LUCE可以“真的做一些算术题”。 这一台计算机后来被一位不知内情的学校负责人当作垃圾扔掉了。过了许多年霍金成名后，这位负责人才后悔不迭，才认识到那台LUCE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二） 1959年，霍金考上了牛津大学。霍金想学物理，但父亲想让他学习医学，他们争论起来。霍金后来回忆说： 我父亲要我学医，但我觉得生物学的大部分内容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充分地研究根本性的问题。也许我了解了分子生物学后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当时分子生物学还没有广为人知。 10月，霍金收到牛津大学的正式通知，他不仅被物理系录取，而且获得了奖学金。奖学金对霍金一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当时一位医生的薪水要供给儿子上牛津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还是十分为难的。 霍金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懒散而不大用功，这与当时牛津的风气有关。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很看不起那些十分用功而取得高分的人，还为这些学生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灰色人”（grey man）来嘲弄这些学生。霍金在《时间简史》一书中曾提到此事。他写道： 那时牛津盛行一种对学习非常抵触的风气。你要么不努力也能取得好成绩，要么就承认自己的智力有限，得一个四等的成绩。如果你学习很努力才得到了一个好成绩，会被认为是“灰色人”，这在牛津大学是*糟糕的一个称号。 霍金当然不愿成为一个“灰色人”。幸好他智力过人，虽然懒散（据他估算，在牛津大学的三年中，他花在学业上的时间总共大约1000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才一个小时！），但他的学习成绩却着实让老师和同学们吃惊。这从下面一件轶闻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有一次，他的导师伯曼（R. Berman）博士给他的四个学生布置了13道物理题，要求他们在下周上课前尽量做完。到该上课那天，其他三个学生在休息室遇见了霍金，他正在那儿坐着看一本科幻小说。 “斯蒂芬，你觉得那13道题难吗？”其中一位同学问。 “噢？我还没做呢。” 三位同学笑起来了，然后一位同学十分郑重地说：“你*好赶紧做一下，我们三个人上周一起做，也只解出一道题。” 霍金听了这话，似乎对13道题有了兴趣，真的赶紧做起来。到上课时，那三位同学问霍金做得怎么样了，他说：“我时间不够，只解出其中9道题。” 1962年，霍金结束了牛津大学的学习。考试结束的那一天，霍金与同学们高兴极了，他们决定祝贺一番。于是，牛津小城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狂饮香槟酒的大学生，他们边喝边唱边舞，还把香槟酒喷向夏日的晴空，一时交通为之堵塞。 假期，他随父亲到中东去旅游，回来以后就到剑桥大学去注册，成为夏马（D. Sciama）教授的研究生。本来他想投到宇宙学大师霍伊尔（Sir Fred Hoyle，1915—2001）教授麾下，但不知为什么却转到了夏马教授的手下。开始时他颇有点沮丧，但很快发觉夏马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他随时可以和霍金讨论问题。 1962年的寒假，霍金认识了珍妮·怀尔德（Jane Wilde）。珍妮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刚从一所中学毕业，正准备第二年秋天上大学学习现代语言。她对霍金有深刻印象：霍金谈吐机智，行为有点不同一般；不过他的过分自负，珍妮并不喜欢。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却进展得十分顺利。 正在霍金向光明、幸福和辉煌的未来迈进时，一场巨大的不幸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几乎完全把他摧毁！ 寒假期间，有一次他和母亲出门滑冰，他忽然毫无理由地摔倒了，并且爬不起来。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以后，他只得去找医生。检查的结果，他竟然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这种病在英国通常被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症”，在美国则被称为“卢伽雷病”。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医生认为霍金*多只能活两年。医生告诉他，这种病的一般进程是，肌肉萎缩引起运动功能减退，*后导致全身瘫痪；患者说话也会因声带上肌肉萎缩而日渐困难，并*终丧失言语能力；*后，吞咽困难，呼吸肌肉受损……死亡就降临了。在这整个进程中，唯有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不受损害。 当霍金知道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痛苦。他觉得上帝对他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他年纪轻轻就非得在慢慢地折磨和痛苦中悲惨地死去？为什么！可是这种问题是无人可以回答的。于是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宿舍里，靠喝酒来麻醉自己。他的精神几乎要完全崩溃了！但*终，他的理智拯救了他，他想：“如果我反正将要死去，何不做些好事？” 于是他决心回到学业上来。他庆幸自己学的是理论物理学，而他的大脑不会受这种病的影响。决心下定之后，他比以前更珍惜时间了，他甚至诅咒自己以前那么不珍惜时间。有生以来，他**次全心全意投入了学习和研究。珍妮·怀尔德的鼓励、帮助，也是霍金转变的关键原因之一。珍妮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宗教赋予她的强烈责任感使她决心把他从绝望、迷茫中拯救出来。一位霍金的传记作家公正地写道： 毫无疑问，珍妮这个时候的出现是霍金生活中的主要转折点……珍妮使得霍金能克服自己的绝望，并重新树立生活和学习的信心。与此同时，霍金继续缓慢而艰难地攻读博士学位。 世界上*伟大的奇迹发生了：霍金尽管身体瘫痪，行动完全依赖一台电动轮椅，而且1985年以后完全不能发声，只能靠计算机与人交谈，但这位世界上*严重的残疾人之一不但活到了76岁，而且成了全世界**的宇宙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1974年，霍金因为黑洞辐射理论而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当时他才32岁，在学会悠久的历史上，他是获得这一荣誉*年轻的科学家之一。1979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而310年以前，牛顿也被任命担任这个教职。1989年，霍金被授予荣誉爵士。 霍金的研究领域是宇宙学，这是一项需要高深数学水平、异常丰富想象力的学者才能从事的研究，而且需要精通物理学的两个*艰深的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霍金能以他艰苦卓绝的努力促进了人类对早期宇宙的认识，而且比任何其他人都做得更出色，这无疑使他成为20世纪*伟大的奇迹之一。 1985年4月，霍金**次访问中国。2002年8月，应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之邀，霍金第二次访华。当他驾着他那著名的电动轮椅游八达岭长城时，他执意要登上*高的烽火台，甚至说他宁愿死在长城上也不肯死在剑桥。2006年6月，霍金第三次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友谊宾馆分别作了演讲。 霍金的生活，霍金的成就，使每个知道了他事迹的人都受到深深感动，并激励着无数健全的人和有残疾的人，使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伟大，更令人心动的呢？ 当然，霍金也会犯错误，会干一些唐突的事。他不是上帝。 （三） 霍金主要的成果是关于黑洞的研究。黑洞是宇宙空间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黑洞里由于物质密度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因此引力非常之大，大到连光线都不能逃离出来。既然连光都出不来，当然人就看不见它，所以称它为“黑洞”。任何东西如果掉进黑洞，就再也跑不出来了。 光线为什么逃不出来呢？因为黑洞的引力太大，当光线逃离它时，引力拉往了光，使光飞逃了一段距离后，再没劲飞了，只好再次落进黑洞。这就像我们用步枪朝天射击那样，开始时子弹劲头十足地向天空飞去，但过一会儿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子弹射到一定的高度就没劲了，只好回落到地球上。黑洞呢，引力极大，别说子弹、导弹……连光都逃脱不了它的引力作用，飞到一定距离只好乖乖地转个急弯又回到黑洞里去。这光线能飞到*远的地方如果为e，以e为半径作一个圆，这个圆的边界就称为“视界”（event horizon）。简单点说，“视界”就是黑洞的边界。黑洞越大，视界的表面积（即以e为半径的圆面积πe2）也就越大。 霍金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关于这个圆面积πe2的研究。那是1970年11月，他的女儿露茜出生两周后的一个晚上，他正要上床睡觉时，忽然想到：黑洞的视界表面积不会缩小，只能保持不变或增加。有了这条规则，一方面给黑洞的性质、行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启发人们，这视界表面积与热力学里的“熵”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封闭系统的熵不会减小，只能保持不变或增大，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熵增大定律”。而且奇巧的是，视界面积与熵有着同样的量纲！难怪钱德拉塞卡后来赞叹地说：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并没有期望从广义相对论中得出熵，然而，从这个理论得出的结果并不违背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规律……这足以使人们对广义相对论坚信不疑了……这与它的美学基础有关。 霍金的这重大发现，受到当时理论物理学家们的热烈喝彩。霍金本人也高兴得驾着他的轮椅，在剑桥大学马路上呼啸而过，舞厅里他的轮椅也呼啦生风地狂旋。霍金后来还得意地说： 只要你脑子里想什么就盯住不松手，就总有一天会冒出思想来的。 这句话也许成不了什么名言，但反映出霍金的兴奋之情。过了不久，谁也没料到的事发生了，从这一新见解出发，霍金竟然一举推翻了一个关于黑洞的传统观念，而且也是理论物理学家们*钟爱的一个观念，即：“黑洞不黑”！这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如基本粒子）可以从黑洞那里溜出来！就像基督山伯爵能从“固若金汤”的孤鸟伊夫堡中逃出来一样。 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使霍金稳稳当当地成了当代宇宙学中的**人物和公认权威。可是，你能想到这一发现是从霍金的一次失误开始的吗？ 起初，霍金并没有把黑洞的视界面积不变与熵增加原理联系到一起；不仅没有，而且还反对这种联系。他只是把这两者“数字上不增加”联系一起，并没有因此认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有什么联系。但是后来霍金从一篇文章中得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教授的研究生贝肯斯坦（J. D. Bekenstein，1947—　）提出：黑洞视界的面积很可能与黑洞的熵有关联，也许这个面积正好是黑洞的熵的量度。 “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研究生！”霍金几乎被贝肯斯坦的意见惹恼了火，他愤愤地想道：“这位宝贝研究生也不想一想，如果黑洞的视界面积真是熵的量度，那么它也将是温度的量度。如果黑洞有了温度，热量将从黑洞流出，流向宇宙中*冷的地方（-273℃），而这意味着能量将从黑洞流失。这怎么可能呢？” 是呀，霍金怎么会不恼火呢？黑洞为什么“黑”，不就是因为任何东西（当然也包括能量）都不可能从黑洞逃离吗？1973年，霍金和他的两位同事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贝肯斯坦文章中的“致命弱点”： 事实上黑洞的有效温度是绝对零度……没有任何辐射可以从黑洞放出。 但是后来霍金才明白，错的不是贝肯斯坦，而是自己。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而令人惊讶的故事，在科学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类似的故事，真个是“绵绵无尽期”了！每一次总是年轻的科学家不愿被保守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大胆向它们挑战；而每一次这种挑战，又绝无例外地会被权威和**人物所恼怒和反对。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本书中就可以找出很多。 当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说时，普朗克说爱因斯坦走上了歧途；当玻尔提出氢原子假说时，劳厄赌咒说，如果玻尔对了，他就不当物理学家了；当克罗尼格（Ralph Kronig，1904—1995）提出电子自旋假说时，泡利劝他把它扔进废纸篓里去…… 结果，每一次科学的重大进展，总是年轻人挑战、奋进，而权威者和老人多是充当反对角色。这似乎成了规律。现在，年龄并不大（才30岁出头）但已出了名的霍金又开始担任这个“反对角色”了。 更有趣的是，霍金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数学公式，这公式十分有利于贝肯斯坦的观点，但霍金还是不相信。他仍然“有一些恼火，以后又感到好奇”。在《时间简史》中霍金对此曾写道： 我想如果贝肯斯坦知道这点，他肯定会把这作为支持他的关于黑洞熵理论的进一步论据，而我却仍然不喜欢。 霍金做了许多努力，想摆脱贝肯斯坦的“错误见解”，但摆脱不了。*后，霍金不得不接受贝肯斯坦的见解和他自己的数学公式给出的结论，抛弃了自己的偏见。 承认自己错了，抛弃偏见之后，霍金做出了划时代的发现。 “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话真是精深的哲言。 （四） 到1989年，《时间简史》成了全世界的畅销书。 但是，这本书也引来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风波。这场风波是由霍金的失误和固执引起来的。 事情得从1981年的一件事讲起。这一年霍金到莫斯科访问时，苏联物理学家林德（Andrei Linde，1948—　）将自己在宇宙研究中的“新膨胀”理论告诉了霍金，霍金提出了一些批评。林德后来按霍金的意见作了修改。莫斯科的访问一结束，霍金立即飞往美国费城，接受富兰克林学院给他颁发的富兰克林奖章。领奖后他应邀在一个关于宇宙学的讨论会上发了言。后来在讨论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斯坦哈特（P． J. Steinhardt，1952—　）与霍金讨论了宇宙膨胀的问题。这件事似乎就此结束，但麻烦出来了。霍金后来在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一书上提到了这事，而且他不知是疏忽还是什么原因，这样写道： 在费城讨论会上，我用大部分时间谈论宇宙膨胀问题，还提到了林德的思想，以及我如何纠正他的一些错误。听众中有斯坦哈特……后来斯坦哈特寄给我一篇论文，是他和一个叫阿尔布雷克特一起写的，内容与林德的思想极为相似。以后他告诉我，他不记得我曾描述过林德的思想，而且在他们自己差不多已完成论文时，才看到了林德的论文。 当斯坦哈特看到霍金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以后，十分恼怒。他知道，如果不澄清这个是非，将对他本人的名誉和事业造成极大伤害。斯坦哈特为什么恼怒呢？我们还得回到1982年，这年霍金在剑桥组织了一个讲习班，讲习班是要研讨宇宙膨胀的问题。结束前，会议拟了一个“会议纪要”。当时参加会议的两位美国物理学家滕勒（M. Turner）和巴洛（J. Barrow）看了纪要后，认为不妥，建议霍金应该把斯坦哈特的功劳写进去，因为斯坦哈特与林德是各自独立提出“新膨胀”理论的。霍金当时不赞成“分享功劳”的建议，建议要么把斯坦哈特和他合作者的名字去掉，要么引霍金—莫斯（Moss）的论文作为参考资料。 滕勒和巴洛对霍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态度很是气愤，尤其是后一建议无疑是他本人想抢“新膨胀”理论发现的头功。滕勒和巴洛决定不理睬霍金的无理要求，并提醒霍金：斯坦哈特是不会注意不到这一冲突的。挑战**人物是十分危险的，但他们为了公平，什么也不顾了。 其实，霍金开始的确是有点误会，以为斯坦哈特是听了他在费城的讲话，并在知道林德“新膨胀”理论之后才写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因此认为他没资格抢这一头功。斯坦哈特知道此事后，在1982年的当年就将自己的笔记本和信件寄给霍金，用以证明自己在1981年10月在费城听霍金演讲以前，就已经有了“新膨胀”理论比较成熟的想法；同时他断言，他在费城会议中绝没有听到霍金提到林德的新思想。霍金收到斯坦哈特的信以后，回信说，他完全承认斯坦哈特和阿尔布雷克特（A. Albrecht，1939—2019）的研究是独立于林德的；他还友好地表示希望今后能够合作，并明确声称：这件事到此结束。 这是1982年的事，如果霍金做到他的许诺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但到1988年写《时间简史》时，霍金又否定了1982年他给斯坦哈特信中允诺的一切，读者一看就明白霍金毫不留情地贬损了斯坦哈特。斯坦哈特的气愤是可想而知的了。他不能原谅霍金这种不讲信义的背后小动作。 斯坦哈特的声誉很快就因此受到了损害，国家科学基金会决定终止拨给他研究经费，原因正好是霍金的那一段话。 斯坦哈特不得不为捍卫自己的名声而奋斗。幸运的是，他找到了1981年一次会议的录像带，上面清楚地表明在1981年斯坦哈特就提出了“新膨胀”理论的关键思想。斯坦哈特将录像的拷贝寄给剑桥的霍金和出版社。几个月以后，霍金回信说，下一版本将修改那冒犯了斯坦哈特的文章。 但奇怪的是，霍金并没有就这件严重损害斯坦哈特的事件向斯坦哈特本人道歉，也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1988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霍金遇见了滕勒，他尴尬地问滕勒说： “你打算理睬我吗？” “你应该进一步弥补你造成的伤害！” 后来是世界各国的许多学者向霍金明确指出他错了之后，他才显得宽容了一点。 对于这件事，《霍金的科学生涯》（，）（1992年）一书作者评价道： 对双方而言，此事现在已经结束了。但霍金对此事的行为明显是错的。他以顽强著称，但是他的这种个性的负面效应又使他无视公平的原则。斯坦哈特因为这件事还在遭罪，毫无疑问这件事已对他的职业造成了损害，并完全不必要地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他是冤枉的。不过，有莱布尼茨与牛顿之争为例，在科学史上像这样的事远不是罕见的。像霍金这样杰出的人物，使科学世界保持着活力，他们的思想和想象力使科学充满生机，但是同他们创造性的贡献并存的是，他们过于强烈的个性所带来的强烈的负面性，有时这种负面性会使人生道路背离原来的方向。 这段评论说得好！这使我们想起了霍金前妻珍妮说过的一句话。珍妮在霍金*需要鼓励和照料的时候，成了他的妻子，但在1990年两人却分手了。我们这儿不打算探讨他们分手的原因，但珍妮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我）告诉他，他不是上帝。” 是的，霍金不是上帝，爱因斯坦也不是上帝，他们只不过幸运地从上帝的肩膀上瞄见了一点点宇宙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