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经典导读(《人类学概论》配套读本)

　　为了明确何谓人类学中系统的普遍主义方法，我们应该先回顾在结构主义被引入之前的人类学三个主要学派（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功能学派）的方法论特点。　　首先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出现的进化论学派和传播论学派。这两个学派都认为，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按照进化逻辑或传播逻辑被安置在一幅整体有序的图画中。在这种追求人类文化现象普遍规律的目标上，结构主义方法同它们并没有根本不同，但在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进化论方法和传播论方法所重建的历史“仍然属于推测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们“永远得不到见证人的证实”①。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从原则上反对进化论或传播论的所有结论。相反，他明确指出这两种理论的假说“毕竟是合法的”，并且它们“至少在某些情形下，发源地和传播路线都具有概率极高的特点”②。列维一斯特劳斯更重视方法上的逻辑严密性。从这个角度看，进化论和传播论方法都不具有真正普遍性。因为如果缺乏具体历史证据，对进化论而言，就很难贯彻它的关于一种文化类型比别的文化类型更原始的普遍性结论；对传播论而言，也无法使它的将相似文化现象的重现视为一种接触证据的基本方法成立。而进化论和传播论在重建它们的普遍性序列时.恰恰忽略了对于各地区具体历史过程的严格考察。因此，它们所具有的普遍主义是不系统的。　　此外，在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进化论或传播论用来追求其普遍性结论的方法中*可疑之处，是它们所处理的都是人们有意识活动层次上的资料，即使是土著人自己的报告本质上也还是一种“第二性的阐述”。实际上，对于一种文化现象的真正起源和功能，在大部分当事人的意识中都不会受到认真追究。因此，对文化现象之间相似性等普遍性命题的论证，显然不能仅停留在考察人的有意识活动的水平上，而应当深入到文化现象的无意识层次中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从人们活动的无意识层次上来寻找普遍主义结论，显示出与进化论和传播论都不相同的特点。在结构主义看来，进化论和传播论所处理的那些可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如制度、习俗、人们的意识等等，作为一些社会表象系统，都是人类活动的无意识层次表现的不同版本。而只有人的无意识活动中的规律才是系统的、普遍主义的。　　其次，在与功能学派的对比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结构人类学作为一种系统的普遍主义方法的特点。列维一斯特劳斯批判功能学派拒绝考虑关于所研究社会的任何历史资料，或从相邻的或遥远社会引入的比较研究的资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方法的基础是比较研究，并且不排斥适度的历史方法。但结构主义同功能学派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文化现象普遍性的看法上。列维一斯特劳斯援引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的话指出，功能学派由于满足于“通过内心的深思”从一些被孤立研究的文化单位中得出“普遍性”真理，因此他们所做的研究不过是“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事情”③。虽然这里概括的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但它们没有表现出人类学所要达到的特殊目标。人类学为了要得出关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原理的结论，恰恰不能只注意“功能的普遍性”，而是要透过“习俗如此千变万化的事实”，找到各种文化版本的无意识根据。从这里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结构人类学方法的*根本原则就是避免轻率地在表象的和现象的层次上对文化现象做出普遍性概括，而必须把这种概括放在更深的、无意识层次上。在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感觉中，这种概括不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或生态学的乃至历史学的概括性普遍主义，而是必须由人类学家来贡献的系统的普遍主义。　　经由以上对比，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建立在对以往人类学学派方法的某些重要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这也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　　1955年出版的《苦闷的热带》是结构主义思想产生的标志。但结构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现代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