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

我的1960年 关于1960年，历史学家已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著，但我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体验。“我的1960年”就是从一个六岁的城里儿童的视角折射出当时时代的背景。其实关于1960年的很多记忆我都已经模糊，但好在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可以帮助我“复原”那段已经淡忘的岁月。 失败的“生产自救” 1960年我六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上的是“保小”（保育院+小学），是那种全托的住校生。按说这种干部子弟学校已经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条件好多了。可是那个年月也不过如此：我只记得学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经常早上是一小碗杂豆稀饭，中午是一碗烂糊面，晚上有半块被热过几次泡得软塌塌的玉米发糕，虽然极端难吃但尚能果腹。我们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时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局党校”）工作。当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除了礼拜日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大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小食堂的饭菜没什么两样，都是“瓜菜代”，一碗里我数出来*多时是十一根面条，*少的时候只有四根（父亲把这两个数字记在了日记，还说“金雁是个有心人”，这个儿时记忆于是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星期日自己动手的“家庭餐”往往是*令人期待的“大事”。母亲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以满足我们永远填不满的胃，比如三月份吃榆钱饭、五月份吃槐花饭、六月份吃麦粒饭，或者南瓜饭、“双蒸饭”什么的。经常是星期一刚过，我就开始“回家倒计时”了。我也曾帮助大人采购食品，拿着购物本和票证到处排队，那时候是“短缺经济”，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小寨食品店对我们是*有诱惑力的地方，后来商店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凭本凭票的“高价食品”，贵得令人咋舌。我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江米条是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点九元一斤，而那时的人均月收入还不到十元，橱窗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对我们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罢了。弟弟还敢嘬着手指嘟囔两句，我连想都不敢想，知道这种“高价”食品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吃的，即便嚷嚷着要，也只会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 那时单位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开荒种菜，饲养家禽，大家都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自救。虽然按大人人数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面积有限，但是为了决定种什么，我们家里还专门进行过一番“论证”。我们还小，实际上是大人说了算。父亲的论据很充分：**，我们都缺少油水，应该种一点油料作物，芝麻*合适；第二，块茎作物的产量高，吃了又很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种土豆。农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动起来，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到那一小块“自留地”里劳作，从小小的秧苗里我们似乎看见了热腾腾的蒸土豆蘸白糖、焦黄的芝麻烙饼。忙活了好几个月，到了收获季节，不知是大人疏于管理还是书生坐而论道不懂农活，没有考虑到土壤、气候以及作物的适应性，反正我们家种的庄稼明显比别家的差。别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获的喜悦中，有人种的南瓜大到两个小孩都抬不起来。后勤处专门在办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个大台秤，让大家过磅，并记录下来。我们兄妹三人拿着面口袋去挖土豆，结果挖出的土豆们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果实和种子的比例大约是1∶1，总共收获了大约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强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为不好意思，也羞于过秤，怕别人问起收成怎样，我们捡了几块石头装在面口袋里以充分量。很多年以后，这一次“生产自救”的经历成了我们时常提起的笑料。 种地的试验失败以后，懊丧了没几天，父亲从山东老家用鸟笼子给我们带回来十只小花鸡，我们欢呼雀跃地立马忘掉了沮丧，兴趣转移到这几个滚来滚去的小圆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饱，也要省出一点来喂小鸡。有一次母亲还没有吃饭，弟弟就刮了锅底去喂鸡，父亲让我们评理：是妈妈重要还是鸡重要？我说当然是妈妈重要。哥哥要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话歪说地表示，“鸡重要”。弟弟两边都不得罪，说妈妈和鸡都重要。这些小生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牵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是没几天，半数以上的小鸡都相继惨遭厄运。**只惨死在爸爸的脚后跟。因为小鸡有跟脚的习性，只要有人走动小家伙们就会跟成一串，有一只小鸡跟得太紧，爸爸没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还有一只刮风时被门夹死了，一只跳进洗脚盆里淹死了。有一只小鸡死得*惨，是被我们邻居的两位绰号“厌死狗”的秃瓢小子抓去当烧烤吃了，为此哥哥去和他们打架，我和弟弟伤心得哭了一鼻子。*后长大的只有四只。 先过“三关” 1960年冬天母亲到临潼县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风，寒假期间不上学，怕我们兄妹三人在家里打架，父亲一人照顾不过来，决定在我们三人中带一个去乡下。我们都觉得能到一个新鲜的环境里定会其乐无穷，就拼命地讲述自己的优点，好证明自己是*合适的人选。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证，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表现得极为诚恳，却没有得到两位大人的首肯。我突然想起母亲曾向父亲说过，那里的食堂没有主食，经常吃不饱，浮肿现象很普遍，就讲了一个在哥哥弟弟看来简直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我吃得*少，饿了也不会要吃的。”没想到凭这一句话，立刻“通过审核”，我胜出成为*佳人选。 去之前母亲唯恐我把农村想得过于浪漫，不停地给我打预防针，说那里有多艰苦多困难，环境有多么糟糕，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冲水的厕所，所有这些都没能降低我对将要换一个环境的渴望和新鲜感。我装了一本书，拿了一身换洗的内衣，穿着我的小棉猴儿满怀喜悦地随妈妈下乡去了。 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产队（所有这些具体时间地点我都是在父亲的日记中查到的）母亲所在的驻队房东家，农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院子里有两排破烂的土坯房，房东一家住北屋，我和妈妈住在小一点的南屋，一进门有一张桌子，我事后才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妈妈写字从生产队搬来的；靠右手有一盘土炕，炕上摆着两个手绘的炕柜，有一个小炕桌，左边地上堆着麦草和一些农具，就是全部了。初见底层带来的惊愕让我感到很大的不适应。 到了农村要过的**关，是学会上厕所。猪圈和厕所是一体的，**次上厕所的时候妈妈拿了一根棍子，让我觉得很好奇，进去以后才知道棍子是用来赶猪的，否则人一蹲下来，猪就来拱屁股，等着吃屎。*麻烦的是，猪嘴上糊满屎再来拱人，会把人弄得污浊不堪，而且可能因为冬天猪更愿意吃热的，所以格外急不可耐。每一次上厕所都是一次人猪大战，有时我被猪撵得提着裤子到处转，这才体会到坐在抽水马桶上看着小人书是多么惬意。所以白天我就尽可能跑到野地里去解手，以避免那“欺生”的猪老来拱我。 第二关也是*重要的一关，就是忍受饥饿。原本我想农村的饭菜再差，也差不过我们小学，那么难吃的饭菜我都咽下去了。结果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饭”倒不难吃，就是量不够，所谓“饭”只有一种，就是玉米糊糊。当时农村还在吃食堂，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在食堂打饭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喝下去就是一餐。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端回家里吃，有不少人家拿个瓦罐提溜回去再掺和点野菜什么的，可以多抵挡一阵子。我们因为自己不起火，只能吃队里食堂的那点东西。通常妈妈早上给我端回来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就去忙了，她也从不叫醒我，可能想着多睡觉就可以少饿肚子。那半碗“吃食”每次都像是不留痕迹地“穿肚而过”。刚开始时，玉米糊糊还稠些，喝了还能顶一阵子，后来天气越冷糊糊越稀，正应了那句“饥屁、冷尿、热瞌睡”的俗语，半碗糊糊到肚里，两个屁一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记着自己向父母的许诺——“饿了也不要吃的”，估计就是我要妈妈也没处找，因为我看见妈妈的两条腿肿得铮明瓦亮，一按一个坑，这可能就是大人说的“浮肿”吧。我饿得像冬天无处觅食的小兔子，往往是早饭刚过，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里到处乱转，指望能找到什么填肚子的东西——被虫子吃了一半干瘪的酸枣、枯树枝上的野果子、野草根根、被人扒过几遍冻土里剩下的萝卜头，我都往嘴里塞。 第三关是适应农村的气候。按理说临潼和西安都属于关中平原，两者相距不过几十里远，气候应该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乡下的冬天格外冷。也许是农村除了火炕没有其他的取暖方式，也许是空旷处显得格外风寒，我穿着毛衣、毛裤、棉鞋，外面还套着一个带帽子的棉猴儿，仍然冻得缩手缩脚。我属于末梢神经不好的人，即使大夏天也手脚冰凉，在这样的天气里手脚就更像冰坨子。屋里的窗纸上破了一个小洞，就感觉北风呼呼地往里灌，妈妈说，这就叫“针尖大的眼，斗大的风”。我们睡的火炕只能说不冰凉而已，晚上脱了衣服进被窝时需要咬咬牙才能钻进去，早晨也要鼓足勇气才能从被窝里爬出来。 就这三关已经让我后悔不迭了，与我所期盼的新鲜浪漫一点也不一样，想想在家里和哥哥弟弟抢小人书打架也是一种甜蜜的感觉，要不这会儿都听到“小喇叭”熟悉的“嗒滴嗒—嗒—嗒”的广播前奏，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了。但是显然后悔也没用，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回去的，谁让我自告奋勇地要来呢？ 认识“改改” 有时候妈妈很晚也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小小的油灯下拿着翻烂了的课本，无聊至极，又冷又饿又害怕，就会跑到北屋房东家里去。对房东大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但对房东家的小姑娘记忆深刻。房东家里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名叫“改改”——后来我知道关中女孩以“改”为名的很多，由于重男轻女，寓意下次“改”生男孩，和华东一带女孩多叫“招弟”“来弟”类似。小说《创业史》中有个改霞，我女儿小时请的保姆叫改香，她们的小名应该都是“改改”。 改改还没有上学。我记得她梳着歪歪两个羊角辫，光身板穿着一件烂棉袄，腰里系根绳子，下面是条单裤，没有穿袜子，黝黑的光脚趿拉着一双她娘的旧单鞋。但她并不像我整天把手插在袖筒里，而是忙里忙外地要管猪，还要管弟弟。对了，改改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弟弟，叫“噗”（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字）。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记住小男孩的名字，是因为我一叫“噗”的名字，就把油灯给吹灭了，改改只好摸黑到灶里引火。我屡试屡灵，坐在炕上任何一处，只要大叫一声“噗”，油灯准灭，所以我说，“噗”应当改名叫“灭灯”。 很快我就跟改改混熟了，早上一醒来，喝完糊糊，我麻溜地下地跑到改改家里的炕上去。改改家的炕烧得比我们的热，坐上去不再有那么刺骨的寒冷。因为我的棉猴儿上有帽子，改改笑我穿得像个“鳖盖虫”，说她从来没穿过毛衣、没穿过袜子，但是一点都不冷。她指着弟弟说，他还没有穿过衣服呢。噗坐在炕上，光身子光屁股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两个被角用一块砖头压住。那个小被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上幼儿园时用过的，一定是妈妈拿给她们的。 改改很能干，显得比我大好多岁，凡是我认为为难的事情改改都能帮我解决。我说我不敢上厕所，因为怕那头老拱人屁股的猪。改改说，我领你去。她也不拿棍子，到了厕所里对着那头猪用陕西话大喊一声，“蹴着，不许动”，猪就像能听懂她的话似的，果真老老实实地卧在那里不动了。我说炕太冷，改改进屋摸了一下，从屋外墙角处拿了一个推耙，从炕眼往里捣鼓了几下，过一阵子炕就比原来暖多了。我说吃不饱，改改迟疑了一下，在灶头处翻了翻，摸出半截红薯干，用菜刀切下多半递给我，剩下小半，说还要留一点用来哄弟弟。噗已经长牙了，会抓住什么乱啃。她说，她们从食堂里打来的玉米糊糊，先分出一点不掺野菜的留给弟弟，剩下的再倒到大锅里混上萝卜、蔓茎、土豆、野菜之类的煮一下，就会禁饿一点。看着改改充满诚意的大眼睛，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收下了红薯干。 认识改改以后我觉得日子快活多了，不像刚来时那么想家、那么想回西安了。我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样到野地里瞎转，妈妈回不回来问题也不大了，好像天气也没有那么冷了。有什么不懂的难办的事情，只要问改改就都能解决。我们俩——如果加上噗就是我们仨——坐在暖和的炕上笑着，玩着。我教改改写字，很快她就能用烧火棍在屋里的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改”字。她教我玩一些以前在城里从没玩过的游戏，比如抓羊拐、抓石子等。*好玩的是抓羊拐，羊拐就是羊膝盖关节上的一块小骨头，它分四个不同的面：花生、窝窝、直板和背面。先把四五个羊拐撒开，往上扔一个石子，赶快把不同的面调整一致，再一把抓起来并接住石头，谁抓得多谁就赢。我不管怎么用心，就是玩不过改改。改改说是因为我的手太小，所以抓不过来。她答应等到过年的时候，一定想法帮我弄一副更小一点的羊拐，然后涂上红颜色，一定很好看的。 偷吃点心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怕冷赖在被窝里不愿起床，眼睛望着顶棚发呆，突然看见顶棚上吊着一个不大的篮子。我纳闷道：怎么以前就没发现呢？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穿戴整齐以后，踮着脚怎么够也够不着，站在炕桌上还是够不到，把妈妈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再爬上去，手能够摸到篮子的底部，但仍然摸不到篮子里面。我四处张望，好像只有炕柜可以利用。我费劲巴拉地把炕柜移到中间，把炕桌摆在炕柜的旁边，再把被子放在炕桌的旁边，这样就形成了三个阶梯。等我把篮子拿下来，发现里面有一个熟悉而整齐的食品包，上面盖着“小寨商场”的印标。我小心翼翼地解开纸绳，看见了小寨食品店橱窗里的那种高价点心，就是我曾经认为只能看不能吃的高级点心，一共八块，每一种都不同。有酥皮的，有像月饼一样硬皮的，有鸡蛋糕、萨其马，还有裹着一层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东西，散发着一股诱人的甜香味，馋得我直咽口水。我摸摸点心，舔舔手指头，确定这不是我应该吃的，就把它原样捆绑起来。但是实在心里痒痒难忍，就在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下又打开点心包，掰了一小块鸡蛋糕后飞快地把它放回原处。我像做贼似的跑到野地里三两口吃完了鸡蛋糕，心里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了。 自从我知道屋顶上吊着一篮点心的那一天，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和改改玩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心里就像有两个我在打架：一个在说，假装不知道，假装那点心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在说，吃一点点，妈妈看不出来的，只吃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吃。第二天妈妈一走，我就赶快像前一天一样登高取下点心，掰下来一块后又原样包好挂起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好像谁动了这炕柜？”我转过脸去假装睡着了。以后每天我都会动作熟练地来这么一个回合，逃到野地把点心吃完再回来。我也曾想，要不要掰一点给改改和噗吃，改改还给过我红薯干呢，但始终没有行动。只是有一次，我掰了一小块点心准备出门的时候，听到北屋里噗在哭。我进门一看，改改不在屋里，噗挣脱了裹身子的被子，光屁股爬到了炕沿。我把噗抱回炕中央，给被子重新压好砖头，他仍然咧着小嘴哭个不停。我在手指上蘸了一点点心馅儿，搁在噗的嘴里，他立即停止了哭泣，攥着我的手指使劲地吮吸着，他刚长出的四个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痒痒。但我怕叫改改撞见，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就赶快逃走了。 我觉得没吃几回，等到一天早上起来再解开点心包的时候，发现八块点心已经全让我一小块一小块地掰完了，我才感觉犯了错误。我并没有想把它们吃光，应该给妈妈留一点的。后来我明白这就和猪八戒吃西瓜的心态一样，不到吃完是不会结束的，就又没有心理负担地恢复了往日和改改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因为工作耽误了晚饭，她回到家里说，要让我看一样好东西。等她伸手去拿那个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闭上眼睛不敢看那个纸包打开的结果。我低着头向妈妈承认，点心是我吃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夜是怎么过去的。多少年后，我问起妈妈当时对我偷吃点心生不生气时，她竟然说，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 我后来知道，那几年大饥荒中陕西是全国各省（直辖市除外）中情况*好的，饿死人*少。后来我们家下放到甘肃，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遗留下严重社会问题，以至于“走过陕西的”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不过这也说明当时陕西确是中国的福地。而临潼所在的关中平原又是陕西*好的地方。而且，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本身就是中央处理大饥荒惨剧的开始，导致饥荒的“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成为“整风”的对象，荒情开始好转。所以我看到的情况已经是当时中国农村不错的景象了。 春节前夕，妈妈叫一个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带回家去。后来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当天只有一句话：“金雁从临潼回来了，满身都是虱子。” 我的1960年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