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2020版)

结论 平起平坐兮，期一世太平　　审诸历史可见，中国以往虽然孤芳自赏，但并未抹灭其吸收力。西方人带给中国的每一项技术，*终都能为中国消化：日心说和历法科学、细腻的外科医学、经济计划、工程学、科际整合的大学、长程通讯、机械化战争、核子物理学。西方人以专业技术粉饰意识形态，企图强迫中国全盘接受，这正是中国人断难容忍的，即使在中国*孱弱的时候，也意识到依外国条件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乃是屈从。　　回顾162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这种优越心态起于两大因素：西方人拥有先进科技，自认师出有名。西方人自认目标崇高，他们的建议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因而一副君临中国的姿态；若是中国质疑其目标的妥适，不接受其建言，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抑或恼羞成怒。西方人受其愿景驱使，多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他们要的不只是中国的报酬，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持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点误解会滋生严重的后果。以美国为例，他们曾在晚清和民国积极扮演顾问的角色，却又出现背叛与“失去”中国的论调。不过，美国并未遭到背叛，美国人只不过重蹈昔日的覆辙，他们所失去的是前人曾失去的——金钱、前途、希望。中国不是美国的禁脔，也不是罗马天主教欧洲、大英帝国或苏联的附庸。傅兰雅、戈登、赫德之辈只不过是胡美、史迪威、托德的前车之鉴。　　西方人仍对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深信自己师出有名，急欲“开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这些西方顾问的境遇实可作为借镜，以昭炯戒。傅兰雅和丁韪良坚忍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洞察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干练，赫德和魏德迈善于组织，南怀仁和伯驾匠心独运，华尔和陈纳德勇气卓绝，白求恩无私奉献。他们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中国。　　持平而论，这些人士的故事是警世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抵消积极面的不纯然是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如傲慢、急躁、偏执、笨拙、愚蠢，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对此，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有待探索，其中症结不仅涉及在中国工作的西方顾问，还与仍在其他国度试图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士相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对西方方法论及目标的绝对信心已摇摇欲坠，历经越战的美国人对此亦产生动摇，但若就此说西方人的优越感已全然不再，也太过荒谬。1970年代末，西方人了解到石油资源的有限，以及核子反应炉潜藏的威胁，断伤了对科技的自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似乎已强大到足以让他们确信，若西方人以顾问的身份前来中国，就必须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绝不坐视西方顾问夹带别的价值观。然而，若是就此以为中国人会轻易吸纳他们看似乎欢迎的力量，那也同样荒谬。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