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

一、对抗疫情与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得真是太突然了。我 2020年 1月 3日一大早乘高铁去济宁的兖矿，晚上 7时由济宁乘高铁回京，1月 4日下午乘高铁由北京到西安，1月 7日下午由西安飞南昌，1月 8日下午乘高铁由南昌到上海，1月 10日晚上由上海飞深圳，14日晚上由深圳飞三亚，1月 16日一整天都在三亚参加有 100多莅会者的论坛，1月 17日我女儿来三亚，准备全家在三亚过春节。在此期间，我感到整个社会运转正常，没有看到不祥之兆。尤其是 2020年中国要脱贫进入小康，再加之又是春节前夕，因而我到处看到的都是繁荣与祥和。1月 20日开始感到紧张气氛，紧接着 1月 22日得知 23日武汉封城。停工、停产、停业、停学，社会经济开始停摆了，世卫宣布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如何办？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根据疫情专家目前对疫情的判断，我估计疫情有可能在 4月底开始转好，社会经济在 5月与 6月逐渐完全恢复。因此，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将是 6个月，1月到 4月因为疫情，企业开工复工情况不好，不少经济活动几乎停摆，经济发展受到重创，5月与 6月虽然社会经济开始恢复，但仍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主动下调 2020年的经济发展指标，不要再坚持原有的预期，否则，就会导致对经济进行不必要的盲目强刺激，而且各地政府也会在下行压力下胡乱搞投资，弄虚作假，甚至会松动不应该松动的某些政策，例如放开应该坚持的“住房不炒”的房地产政策，等等。总之，在经济指导思想上应该充分估计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这不仅不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而且会使人们正视困难，更加科学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第二，疫情对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不仅因为疫情税费必然会少收，而且还要给企业及个人减税减费，财政收入会较大幅度地减少；另一方面，疫情的各种支付都要由财政来承担，例如确诊病人的所有医治费要财政负担，甚至死亡病人的丧葬费也要由财政来负担，可见，财政必然会由于疫情形成巨大的赤字，目前的捐款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我建议应该发行疫情国债，数量可以确定在 2万亿左右，债期可确定为 5年到 10年。这样既可以保障财政的平稳，又可以为公众创造投资机会，减少社会游资对股市及房市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第三，为了应对疫情，货币政策应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与保证流动性充足，但绝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因为疫情而形成未来的通胀。尤其是要防止货币进入房市及股市，形成不必要的压力。目前朋友圈都在发有关放开房市的各种不知来路的信息，甚至有人称应该放开股市融资，促进股市大涨，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期望，试图利用疫情而使货币政策转型，走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要警惕要求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社会思潮，绝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四，在对产业的扶持上，要按照各个产业的受损状况及重要性，有序帮助各个产业的恢复。首先，要对在世界供应链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产业及企业加大扶持力度，确保我国在世界供应链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其次，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因为第三产业这次疫情中受冲击*大，而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又*大，在 50%以上，如果不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很难确保增长不受冲击。再次，对南方农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因为南方冬季的反季蔬菜及瓜果因为疫情而中断了运输，农业损失较大，例如海南农业因为疫情使不少蔬菜及瓜果烂在了地里，无法运向北方，损失较大。对各产业扶持的重点，是帮助有关企业解决开工复工的各种具体困难，同时，依据 2019年上半年统计资料，以此为基础， 给相关企业做一些应有的财政补贴。 第五，要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消除国际不必要的恐慌， 不能因为疫情而中断贸易运输及人际交流。中国几十年的开放，已经全面融入世界分工协作之中，如果国际贸易及人际交流较长时期停摆，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会带来巨大的损害。当然，*近国外疫情在不少国家有加重的趋势，这就增加了我们尽快恢复国际贸易与人际交流的难度，但我们还是要以各种方式尽快恢复国际贸易与人际交流。 第六，要处理好疫情防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既不能忽视对疫情的防范，也不能防范过度。现在有些地方开工复工难的重要原因，是有人过于怕负责任，本应松动的一些防范措施仍然僵化地执行，非常不利于企业开工与复工。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根据疫情轻重程度不断松动有关措施，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同时逐渐恢复社会经济活动。疫情防控是硬任务，逐渐恢复社会经济活动也是硬任务。 二、面对疫情，中国经济怎么办 疫情的严重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判断，我们应该全方位应对，而且要举全国之力，做到如下几点。 1.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修复”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 这次中国经济出问题，并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引起的，而是非经济因素，即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也就是疫情迫使经济停摆，出现了停业、停工、停产，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因此，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修复经济，消除疫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使社会经济恢复到自己的常态，而不能搞强刺激，强刺激无益于经济的逐渐恢复，只能打乱经济的正常运行。 既然是修复经济，让经济恢复自身的常态，因而要承认经济增速的下行，例如 202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掉到百分之二三左右。这很正常，因为修复需要一个过程。按照公共卫生专家的说法，全世界疫情可能要到 7、8月份才能结束。虽然我国因为应对疫情的战略正确，大约在 4、5月份可以基本结束疫情，经济修复有望在 5、6月进入正轨，但是因为世界疫情结束会拖到 7、8月份，因而我国作为在世界产业链上处于*为重要地位的国家，经济修复的时间段也会拖到 7、8月份，大约在 7、8月份才能真正恢复正常。在大半年经济都不能恢复正常状态的条件下，增速回落是必然的，甚至会是负增长，不必过度紧张，要承认经济自身的规律。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不代表 2020年无法实现脱贫攻坚战，我们 2020年可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我国脱贫任务的重点是农村，是一些 6、7线城市，农村与 6、7线城市虽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其损失远远小于大中城市，甚至有些地方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因而只要政策得当，就是在增速回落的条件下，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脱贫任务。 非经济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停滞，不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外部因素，因而只要我们逐渐解决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让经济恢复到正常运转就行，因而重点是修复，而不是刺激，不是改变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现在不少人强调刺激经济，实际上这从长远上看是有害的。应该是修复经济，让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运转状态。病看对了，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会有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总之，这次经济出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引起的，既不是需求不足，也不是供给方面出了大问题，更不是流动性不足，因而不宜搞刺激性政策，而是以修复经济为主。当经济不是因为经济自身原因而出现问题时，如果搞强刺激，只能打破经济自身规律，因而要以修复经济为主，让经济自行恢复常态。 2.修复经济的*重要工具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美国面对疫情给经济所带来的压力，采用了历史上*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降息，把利息降到 0 ~0.25的程度，而且还扩大了货币投放，例如在 2月增加了 5500多亿的流动性，特别是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到零，结果是股市暴跌，又进入了一次熔断，使整个金融市场动荡。这说明，面对疫情，修复经济的主要武器并不是实行*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开错了药方。中国绝不能走宽松货币政策的路子。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虽然首先表现为停业、停工、停产，企业亏损压力很大，但这种压力*终都会转为财政上的压力。 **，因为企业停业、停工、停产，财政税费会大幅度减少，而且财政还要减少企业税费的缴纳，例如中国减免了企业的增值税及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 第二，财政额外的支出突然加大，财政不仅要承担患者 的全部医疗费用，承担各省及军队援助湖北的医疗队的费用，甚至承担逝者的丧葬费用，而且还要对受疫情较重的企业及产业实施财政补贴，对因疫情而无法就业的人支付失业救济金，因而财政的非正常预算支出非常大。 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而非正常支出突然增大，当然财政赤字压力较大。 因此，我们修复经济应该从修复财政开始，通过财政的修复而使财政帮助企业逐渐走出疫情的困境，修复财政就等于修复企业，修复整个经济。 如何修复财政？ 一是发行长期灾害国债。数量可以确定为 2万亿左右，每年付息，到期还本。这既可以使财政有力量帮助企业走出疫情的影响，例如财政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减免税赋，搞应有的灾情补贴等，同时又可以吸引社会的游资，减轻房地产的压力。现在有人之所以要“炒房”，就是因为找不到风险较小而投资回报好的投资渠道，如果以灾害国债的方式将这些游资以国债方式转向实体经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中国在国债上还有较大的运作空间。 二是变现国有资产。将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与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国有资产变现，增强财政应对疫情的能力，这既可以使财政通过减免税费及补贴的方式，使企业较快复工、复产、复业，走出疫情的困境，又可以与国企改革相结合，推动混合经济的形成，有益于深化改革。 总之，我们这次面对疫情，修复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千万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过2017、2018、2019这三年对金融风险的化解，已经取得了有效的成绩，很不容易，但如果这次因为疫情而使货币政策走向宽松，那将既不利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能推动企业走出疫情的困境，因为企业面对的压力，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而是因疫情引起的，对此，宽松货币政策没有意义，而且还会添乱，不利于整个经济的修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仍处于上升期，从长期来看，税费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同时，我们是具有强大国有经济的国家，国有资产及国有经济收益庞大，这两条决定了中国财政政策运作实力实际上较大，再加之目前政府债务还有运作的空间，因而中国财政政策的潜在力量很大。相反，货币政策运作能量是有限的，一是因为目前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重要任务，二是因为人民币在国际上所占的储备货币的比例仍然比较低，这二者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在美国过度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强调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增加人民币的含金量，增强国际地位。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在中国绝不是应对疫情的好的选择。我们要做的是运作好财政政策。 三、关于本次疫情的经济学思考 从 2019年 12月底到 2020年 1月初疫情开始被发现，尤其是 2020年 1月 23日武汉封城，到现在经过 3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基本上控制住了疫情，虽然现在因为国际上疫情开始暴发，外输病例开始增加，但总体上是可控的，因而就我国来讲，疫情可以在 4、5月份缓解。在疫情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这次疫情做些深度的反思。 1.预警系统极其重要 从这次疫情来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否及时控制的关键，在于预警系统能否及时发现问题，准确预警。我不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和具体提出相关建议，但从现在已公开的信息来看，我认为这次疫情在反应上确实有些滞后。如果在 2020年 1月初就开始控制疫情，封城，阻断人流，后果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应该说，我还是一个很关注各种信息的人，但对这次疫情在 2020年 1月初并未看到有关信息，2020年 1月 8日我还从南昌上了由武汉到上海的高铁，根本没有任何察觉，到处都是要欢庆春节的节日气氛，甚至到了 1月 14日，我还从深圳坐飞机到三亚，在机场并未感觉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一片太平盛世的感觉。如果在 1月初有关信息能释放出来，人们就会进行自我保护，根本不会形成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次疫情预警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估计是因为问题重大，在未确定之前无法下决心，从而延误了时机。但我认为即使在还未确定有疫情暴发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仅怀疑有疫情可能将要出现，也应该向外释放信息，提醒人们自我保护。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是释放了信息，人们做了自我保护，但后来疫情并未发生，总比没有释放信息使疫情发生后人们无所应对要好。怀疑狼要来，喊一声狼来了，人们有所准备，但狼并没有来，要比怀疑狼要来而没有喊狼要来了，结果人们没有准备而受到狼的攻击要好。防患于未然应该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项重要原则。 据新闻报道，当时有一位一线的医生在朋友圈里发了有关疫情的信息，结果还被警方喊去训诫，要求承认错误，而且重要媒体还将此事作为加强舆论管理的正面事件加以报道，要求人们不要听信谣言。这种对信息的监控做法是要反思的，对于来自于一线的有关人士的一些灾害性信息，我们要多加重视，而不是随意封杀。传播有关信息与传播某种价值理念不是一回事，不应随便封杀来自于一线的相关人士的有关灾害的信息，而是要对这种信息非常关注，向有关决策部门传递这些信息，以引起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这次疫情完全结束后，我建议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体制能得到改革，形成一个非常灵敏而又传递迅速的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系统，不要随便封杀这方面的信息，不要怕引起恐慌与混乱，有时恐慌与混乱反而能形成公众自发的抗疫能力。 2.构造雄厚的财力与物质基础 抗疫的*关键问题是要有雄厚的财力与物质基础。世界上不少国家之所以抗疫能力微弱，就是没有雄厚的财力与物力基础。因此，必须构造雄厚的财力与物质基础。 **，形成庞大的灾害基金，建立各种有利于抗灾的保险体系。未来必须将一定量的财富用于建立抗灾基金，使其在 GDP中占到接近 1%的比例。同时，开设各种有利于抗灾的保险项目，使机构及个人能将一部分财富用于这类保险之中，这对个人抗疫能力增强很有意义。 第二，医院、病床、医疗设备及医生团队要不断增强，这方面不要怕有“闲置”，就是要形成超过正常需求的“闲置”，只有这种“闲置”才能保证抗疫的需要。北京的小汤山医院，武汉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抗疫性医院，在疫情结束后不要毁掉，而是要维系，以备关键时使用。抗疫所需要的药物及医疗设备的生产“潜力”要能够维系其存在，这不是浪费，不是“社会虚费”，而是应有的抗疫能力的保存。医生团队更要不断增加，宁可有些“闲置”，有些“过剩”，也不能短缺，社会要养，这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一个道理。 第三，生活必需品供给正常，不仅要保持一定的“库存”，而且必须要保持物流顺畅，抗疫时要控制人流，但必须畅通物流。本次抗疫中我们坚决控制人流是对的，但有些地方搞一刀切，使物流也中断了，例如海南就因为物流被中断，而使反季瓜果及蔬菜无法进入内地，成片成片地烂在地里，而内地又非常急需反季的瓜果蔬菜，实在有些可惜。因此，必须在控制人流时保持物流的畅通。 3.正确的心理预期引导 公共卫生事件的主体是人，人的心理预期对抗疫有着重要作用。人的心理预期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疫情处于潜在的萌芽状态，甚至决策者还没有明确判定疫情，这个阶段让人们有些恐慌心理是有用的，应该及时释放有关疫情可能暴发的信息，这时人们的恐慌心理对激发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作用，从而会形成公众对疫情传播的巨大抗阻作用。让公众形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预期是对的，有利于形成抗疫的公众行为，心理压力会转化成为自我保护的动力。 第二，疫情已确定并已暴发，这时应该让公众形成淡定的心理预期，使人们知道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抗疫一定取得胜利。这个阶段心理预期的关键是增强人们的信心，信心与淡定的心理预期很重要，这将有利于抗疫。 第三，疫情即将结束，这个时期的重点是让人们走出心理阴影，形成平安的心理预期，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复业、复工、复产，打消恐惧心理，“放任”自身的行为，大胆消费，享受快乐，享受生活，愉快工作，给人们一个太平盛世的心理预期。 4.强化国际合作 在世界产业链已经形成，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公共卫生事件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而是会很快形成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因而需要国际合作。从这次的疫情来看，这方面有三点极其重要。 **，互相公开疫情信息，不能搞任何形式的隐瞒。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好，不断及时向世卫组织及全世界公开疫情发展状况。 第二，各国之间交流防疫经验，并且在物资及医疗设备及医生团队上互相帮助，相互支援，共同应对疫情。不能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中国这方面也做得很好。 第三，外防输入很重要，防止病毒在国与国之间传播。中国到 3月份已基本上控制了国内的疫情，但外部输入又成为重要压力，因而必须堵住病毒从境外输入，采取境外进入者必须集中隔离 14天的举措是对的，这不是什么人权不人权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要“心慈手软”，甚至对那些明知已带有病毒而入境者要严惩。在这方面，有些患者竟然想享受中国的免费治疗的好处，带病入境，对这些人不仅要他们必须支付费用，而且还要惩处。这里没有什么爱不爱国的问题，防止有人打“爱国牌”，导致境外输入又把中国拖入疫情反弹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