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经济新动力:找准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点

中国现在是世界**贸易国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 中国现在是世界**贸易国，对此笔者有三点看法： **，经济学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许多贡献，经济学家还要继续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发挥作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国的人均GDP是155美元，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国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近40年的每年9.5%的增长，2017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836美元，成了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当然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级领导出谋划策，也是有一份贡献的。 虽然过去40余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营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等，距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达到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 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也需要经济学家深入地研究问题、出谋划策。 第二，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如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腐败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双轨方式，这是因为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但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例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跟我国同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次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自己的国家。但是，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我国存在的每个问题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比我国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地说，因为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导致了那些问题，而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非常可行，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经验来看我国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作为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决定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是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然后再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让我们了解，过去40余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在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中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但改造世界却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在这场实验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在政策研究的过程中，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的事。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 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那时世界上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与合作的格局，从资金上来讲，发达国家花了不少钱。根据笔者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3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进而成为高收入国家的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也非常少。*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说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往往出发点非常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它们从农业社会变成了现代化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在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2000—2018年）以来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发展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有理论的指导，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总的来讲，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笔者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地前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机遇，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