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

在欧洲，优步（Uber）和户户送（Deliveroo）两大领跑者为代表的平台经济的出现，正在重塑业务及其运营方式。正如在类似的重组案例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这种新兴商业模式及其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尚无定论。但是，作为近年来技术驱动的*关键进展之一，数字平台究竟是什么？而它又将如何颠覆我们当下所知的经济社会世界？ 在**节，我们将着眼于技术创新、业务（以及管理）模式转变和工作演变之间的联系。显然，要在短短几页内就把技术进步的整个历史及其对企业和就业的影响一一叙述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上的某些观点来阐明历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关于就业转型的历史争论。在此过程中，我们假设，这些争论与当今关于“未来的工作”“机器化的影响”“优步化”以及“数字转型”的有关争论、报告、研究和会议有某些共同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商业世界使用新技术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一特征让我们认为，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是预先确定的。然而，首先是企业在竞争环境中预先确定了技术的经济用途和工业用途。这一历史视角使我们能够确定商业模式中的某些重大改变，这些改变*终引起平台经济的出现，在一些作者看来，平台经济可能会淘汰当前形式的企业。一个颇具争议的假设（不过这一假设反映了这种新型商业模式的一个共同趋势）是，这种商业模式的追随者正退出传统企业所处的社会关系领域，并且将自身置于等级森严的公司和市场之间。在这样的“美丽新世界”中，围绕传统企业及其与员工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模式将何去何从？ 为了在第二节中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使用波尔多大学（波尔多大学劳工和社会保障法比较研究中心）提出的比较法律方法来研究平台经济、工作、雇佣和企业，从而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第二节总结了许多作者对波尔多大学劳工和社会保障法比较研究中心举办的欧洲研讨会的贡献，并在其中描述了数字平台与社会立法之间的法律冲突这一引人注目的社会形势。各个国家的冲突形式各不相同，我们的案例研究举例说明了多个国家的法律冲突情形（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展现了各国司法部门和社会组织反对这种社会渎职的努力。 首先来看奥地利，巩特尔·吕施尼格（Günther L??schnigg）表示，与平台相关的新工作形式向传统的二元就业观—工人要么受雇于人要么自雇——提出了质疑。这种旧观点是否适用于理解这些新的工作形式呢？或者我们是否需要开始考虑扩大现有的在家办公立法，或者调整劳务派遣立法呢？尽管有许多方法值得探索，但是，所有方法都要对这些新型商业模式中雇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做出回应，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奥地利传统的集体劳资关系体系。 席琳·沃特坎普斯（Céline Wattecamps）指出，在比利时，种种争论不仅质疑平台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还涉及这些平台作为中介的角色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条例中相关基本权利的适用。然而，比利时政府决定，在一定门槛内，免除通过已获批准的平台从事服务的所得税。一些人表示，这相当于将未得到认可的工作合法化了。至于工会，他们提出了一些组织平台工作者的试探性举措。相比之下，明智的社会组织已经在数字领域明确了自身的作用，但也因此造成了与工会的紧张关系。 2016年，法国《埃尔霍姆里法案》（El Khomri Act）开始生效，该法案旨在明确规范平台就业形式。正如伊莎贝尔·道格林（Isabelle Daugareilh）阐述的那样，这一新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基于平台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其作为雇主的法律责任。*重要的是，它取消了平台工作者为预防工伤和职业病而购买私人商业保险的种种要求。在劳动法方面，该法案对平台工作者与自雇就业者一视同仁，同样赋予他们与雇员极为相似的集体权利。不论工人是否自雇，结社自由是一项人权，平台工作者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但是，集体谈判的机会并不常有。 在意大利谈到有关平台工作者的争论时，意大利的政治不稳定和劳动力市场困境是其明显特征。尽管有人提出了几项立法建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覆盖平台工作者的国家立法框架。希尔维娅·波雷尔（Silvia Borelli）强调，地方当局和工会承诺确保平台工作者享有某些社会权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意大利对平台工作者的管理规定主要源自工人自发组织的集体行动。 尼古拉·贡特（Nicola Gundt）表示，在荷兰，当下唯一的共识，即目前的劳动法不适用于应对与平台工作有关的诸多挑战。在裁决有关平台工作者的案件时，法官认为需要考虑到每种情况的具体情形。但这一做法无益于明确形势。因此，人们呼吁修改劳动法。但是，立法者似乎不知所措。当下，我们疑惑重重，却毫无答案。在此期间，荷兰工人迫不得已，改变了团结互助基金（broodfond）原则，以便帮助遇到困难的工人。 再看罗马尼亚，这里的情况非常特殊：危机过后，罗马尼亚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一同改革的还有集体争议立法。这一举措，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尼亚的工会，也削弱了社会对话的力量。菲莉西亚·鲁伊奥鲁（Felicia Ro?ioru）解释道，平台工作者一直被立法者、劳动监察员甚至统计机构所忽视，他们得不到任何特殊保护。原则上，借助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他们可以享受远程工作者所享有的法律保护，但条件是他们必须首先获得雇员身份。然而，平台依然把他们视为自雇就业者，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改善工作条件的希望。 在西班牙，米格尔·罗德里格斯·皮尼罗·罗约（Miguel Rodríguez-Pi??ero Royo）注意到，平台工作不仅仅局限在学生或临时工人之间，它在全国迅速发展。劳工管理局（劳工和社会保障监察员）已经记录了数起违法行为，并以妨碍社会法律为由，对优步等平台实施了制裁。在*初的行政管理阶段之后，司法阶段接踵而至，法院作出的裁决数量迅速增加。然而，法律学说的发展却并未与之步调一致。虽然西班牙法律设定了“经济独立的自雇就业者”的社会身份，并为这些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这并未阻止若干集体争议的发生，比如，户户送骑手发起建立了RidersXDerechos集体，传统工会对此仍然提出了自己的司法倡议。在加泰罗尼亚，一项令人关注的跨行业协议也许可以成为榜样。 在瑞士，*初的法庭裁决参考了行政法和社会保障法。与其他地方一样，从法律上讲，工人是雇员还是自雇就业者对工人能否获取某些形式的保护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瑞士联邦法院尚未有机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裁决。但是，即使尚未出现任何实质性的集体争议，法院也已经起草了一系列与经济数字化相关的立法诉求，物流行业工会与雇主组织之间的首个集体协议也已经草拟完成。或许平台可以遵循这种模式？ 以英国为例，劳动法对零工经济问题的回应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里该国就业政策的趋势特征：普遍接受产业变革及其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卢克?梅森（Luke Mason）表示，由于立法者反应迟钝导致法院被动员起来，发挥着它们在劳动法事务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这无疑避免了平台工作过于死板的定义，随着该行业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死板的定义注定会被淘汰。然而，除了司法势力，平台工作者自身和工会也需要采取行动，以便对这一进程产生影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特点在于其法律的不确定性。基兰·万·丹·伯格（Kieran Van den Bergh）认为，立法层次的不同妨碍了一致解决方案的实施，而且由于缺乏补救这一问题的政治意愿，短期内没有任何解决方法。这种法律斗争，也就是所谓的“集体诉讼”，并未得到一致回应。不过，优步司机们正在尽*大努力组织自身，一些地方性倡议也带来了希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一种更易于理解的法律对策。 从这种比较方法中得出的所有困惑强调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数字转型对现行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产生了根本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