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表情

1. 与“一号病人”擦肩而过 1月15日下午晚饭前后，并不知晓上海已经有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号病人”的我，依然很高兴、很轻松地参加完在家乡举办的“文学与艺术交辉”展后，乘车进入上海。这个展出是我离开家乡40多年后首次将50余部作品集中面向父老乡亲做的一个汇报。记得当地领导和文学理论家丁晓原先生有这样一句评价：自古苏南出才子，何建明应该也算当代的一位优秀者。 对此我内心是接受的，因为生活在中国*伟大的一段改革开放时代，我用40年时间，写出了50余部作品，应该算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没有枉费岁月和人生，本身也是一种珍贵。 几十年来养成的固定的工作时间习惯多少能够说明我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这个春节同样如此。 2020年1月15日晚到达上海之后，我便开始做第二天的采访安排。之后是穿梭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街道与公路上……上海近年发生的几起重大案件引人注目，我想借春节的几天时间进行调查和采访。那时除武汉之外，我们谁也不会把这次“非典”式（后来证明比“非典”疫情更厉害）的大疫情放在心上，该干什么照干什么。后来想起来真有些恐怖，因为说不定哪个地方已经有“二号病人” “三号病人”，就在你身边走过，同你在一张桌子上喝着咖啡、吃了碗面条呢！ “何主席，春节前你还能来我们浙江采访吗？”18日下午，正在上海浦西采访时，我接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来电询问。 “你们节前还有几天上班呀？”我心算了一下，如果19日过去，还能采访三两天吧，于是就这样问对方。 “到23、24日可能就不太好采访了，大家要准备过年了。这几天还可以……” “那行。明天上午我到杭州。” 时间点就这样踩着。习惯了。 19日一早从上海出发，我仍然把行李放在上海浦东的酒店，因为在这之前已经买了22日一早回京的高铁票。 19、20日两天在杭州和金华等地连续“作战”，把浙江的几个重点法院进行了“地毯”式的密集型采访调研。 21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魏副院长等陪同下，我一整天都在宁波采访。这一天收获很多，因为宁波的执法在全国领先，尤其是他们在解决执行难和海务执法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跟我特别提到过他们。采访的时间超出了预期，连晚饭都是匆匆在他们的食堂里吃了一半我就起身说要走了。 “真那么着急吗？”魏副院长关切地问。 “是。因为明天一早要从上海回京，后天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我买的是早上8点多的高铁，所以今晚尽量早些回到上海……”我说。 “那就不跟你客气了。司机，吃好了没？赶紧送何主席回上海！”魏副院长立即吩咐司机。 “没问题，马上就走。”隔壁吃饭的司机立即回应道。 从宁波到上海必须经过跨海大桥，然后再进入上海市区，得3个小时的汽车行程。 后来我们知道，1月21日武汉的疫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只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仍然过着春节前的平常日子，工作状态中的我同样如此。只是下午在宁波法院会议采访半途，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家人发来的微信：北京、上海的口罩已经脱销，赶紧看看能否在宁波买点回来！ 有这么严重吗？我心中一笑。 因为是家人发来的，不能不重视。专注采访中的我不得不放下笔，悄悄把家人发来的微信内容给坐在一旁的宁波法院领导看，又不好意思道：“不知真的假的，怎么给弄成这个样……” 法院领导也笑笑，没说话。 “能帮我买几个口罩吗？”我向他求助。 “没问题。” 不到五分钟，两个口罩拿到我面前。“这么快呀！”我有些惊讶。 “是到我办公室里去拿的……”法院领导说。 我拿起一看，笑了，话没说出口：蓝布的，根本就不是医用口罩。我暗道，看来宁波人也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此时已经如临大敌了！ 但我是经历过“非典”的，警惕性存在于心。家里人都是医生出身，问题不严重不会对我如此“大惊小怪”地下命令的要求。 回程时，司机开得比较快，一路雨水蒙蒙，看不清路途上的夜色……连续几天在浙江各地采访，有些疲劳，所以我就迷迷瞪瞪地回到了上海。谢过司机后，急忙赶回酒店房间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