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的记忆

导论 在颠倒中成为经典 我始终不能确认的是，我们这一批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几代社会主义接班人。至少在同龄人心中，红领巾是光荣、先进的象征，也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国旗一角。但有一点很清楚，小学之后，除了晚餐时段，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已甚少听到“社会主义”一词。直到中考临近，一代人开蒙之初的经验和回忆才又被唤醒—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镰刀、锤子、红五星等，共同构成了我对社会主义*初级的理解，这些概念与形象成为现实的视觉体验中的碎片。种种事实的间离都使我困惑，我的确不能认为我理解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虽然课本中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的论述非常精确、通俗，可它们对我们共同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的我必定是懵懂无知的少年。 成长不仅让我们拥有经验和记忆，还让我们拥有大量分泌的激素。懵懂少年开始为转型叛逆青年做生理和心理上的准备。此时，政治课本还在宣讲着资本主义的*高阶段是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终目标是建成生产力高度发达、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如此伟大而关键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今日中国的经验必将为未来人类文明所借鉴。我在小学时，听到这样激昂的话语，我的内心无比骄傲。但21 世纪初的那堂思想政治课引发了课堂骚动。时至今日，我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嘀咕。中学毕业后，同学们考学参军、南下打工、归乡务农，再也没有机会共同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了。那堂中学的思想政治课让我明白，有一种现象我们不得不接受。民间社会话语习惯以及与之对应的情绪反映出，至少1990 年以来，普通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很迷茫、很困惑。同时，这种困惑牵扯了太多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叙事的情绪。至少，我不能回避这种庞大到足以笼罩所有中国人的困惑，就如同我不能否认，我之所以关注新中国文艺符号、戏曲动作、组合秩序等现象或话题，是因为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他们曾经秉持“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原则，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带去文化的滋养。而他们身上背负的“文艺工作者”称号久远得可以追溯到延安时代。我很小就知道他们曾经的工作单位以开国领袖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7 年，全国的宣传队都予以撤销转制，人员分流至文化馆、文联、协会、影剧院、各单位宣传组。父母也与他们的“战友”各奔东西。每当他们聚会时，几十位曾经或现役的文艺骨干都会翻出40 年前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挺拔俊俏、面容坚毅。奇特的是，无论是舞台剧照还是生活留影，只要人一多，或结合了具体的政治符号、道具，他们的身体语言和整体造型就会变得趣味横生，仿佛某种秩序、文化习惯在安排他们的身体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其中，几个动作和舞台角色频繁出现。比如，扮演大无畏革命战士，横臂握拳于胸前的“向前冲”；模仿革命领袖毛泽东，高举手臂并向着前方远大理想招手，指引方向的“领导者”；扮演领袖拥护者、革命队伍骨干，拱卫着领袖并高举红旗的“红旗手”；扮演革命队伍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向后招呼革命战士们继续前仆后继的“呼喊者”；等等。这些“角色”会摆成一个三角形的造型，既像奔流向前的革命浪潮，也像耸立的山峰。父辈们看到老照片时会惆怅、感慨，陷入回忆， 尤其在越来越多的浪潮、山峰中的革命同志无法出席聚会的时候。真挚的情感源自父辈们的青春，它穿越了历史与政治的双重谜障，让我们去思考这些动作背后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价值观。无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现象有多少意见、牢骚，这些动作依旧是那个时代的代表、符号，甚至以“经典”来命名也不为过。家中仍存有多本20 世纪70 年代的样板戏、宣传画画册。出版社名号都以人民开头，还不带省份。可见“向前冲”等动作、造型不只是地区性的、单一的传播。时至今日，每年春晚或国家节日的晚会、军队题材的歌舞节目中，仍会出现这套集体造型。它们还延续着，只不过不复当年全民参与的盛况，有些褪色罢了。动作中的身体语言和秩序意识所凝固的是曾经中国人追求改革国家、民族命运的呼声，它们*终被还原到每个中国人的身体中。时间遮蔽了很多因素，我们从动作中看到的是层次丰富的经验世界。每一层的话题似乎都可以触及，但每一次切入的角度导致的思辨差异使我们更难妄下定义。也许只是因为年历换了四五十本，我们对这些动作、造型的法度与秩序的讨论会掺杂着对今日社会现状的顾虑与思考。 今天的现象大概由多个层次累积而成。20 世纪70 年代末，样板戏消失了；民族风格的装饰性绘画里出现了无伤大雅的女人身体，它被展示在首都国际机场；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开始穿喇叭裤、戴墨镜，谈恋爱、接吻；港台音乐不再被定义为“靡靡之音”；可乐、啤酒也开始进入生活细微处，不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符号。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被我们命名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各式文艺形式显得有些尴尬。自1980 年以来，官方文艺界逐渐淡漠了类似字眼，目前的通行办法是以时间线索统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的文艺现象。事实上，不只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困惑于人类理念中*美好的社会制度。或许再过些许年月，我们也能如今日看待20 世纪60 年代的左翼平权运动、世界革命那样，冷静面对20 世纪90 年代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和自由主义获得冷战胜利的结果。届时，我们必会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 如今，以近现代中国史的立场、文艺的角度观察新中国立国之初， 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文艺理念是*时尚的文化思潮。它风卷残云般地对所有文人雅趣、民间艺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艺改造。当时中国人笃定地认为这就是未来更进步的文化发展方向。可这一切随着苏联成为历史名词、中国出现市场经济改革被扭转。85 新潮、后89 艺术现象后，艺术江湖上出现了揶揄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艺作品、解构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年新文化符号的“玩世现实主义”作品，这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风生水起，也进入了当代主流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于是在这种艺术史观之下，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成果的“社会主义文艺”被人为地安放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对立结构中。它们之间仿佛没有历史性的扬弃和传承，却在当下孤零零地成了一对反义词。 反义词何以成为经典？当我们逐渐接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与现代主义艺术互为反义词之时，就意味着我们认为两方之中必有一方带有正面积极的意义，而另一方总会带有鄙夷、负面的看法。我们当然会怀着崇敬的心情面对经典，无论经典是文献古籍还是艺术作品，抑或仅仅是一种样式。尤其当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宣告中国人的生活向着更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先进与时尚潮流转变时，我们这一代青年作为转变过程的亲历者，从情感上会特别留意转变之前的时代所保存的独特文化印记。在这些印记中，现代中国人划分的中国历史经验的层次便被显现出来。水墨形式与书画传统昭示了古典中国文人阶层的精神世界的博大精深。与庙堂藕断丝连的民间艺术暗示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多元包容，也是更古老的朝野互动话题在当下的重现。近现代以来的“新文化”被解读为中国人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即便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自身发展的维度中，学者们仍习惯以1949 年为节点划分理念中的历史中国与现实中的现代中国。当人们以断代史的方法回溯自然而然的文化演变历程时，人们习惯在昨日故纸中搜寻原因，又把这个被逆推出来的、不知是因是果的论断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20 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是中国百年革命的特殊产物，是中国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急措施。它与旧有的古典传统分裂，其后的文化建设也要与它切割。这是多么宏大而又特殊的局面，而如果我们仅将之归位于线性的历史线索中，那么我们很难从其复杂的格局中抽离出富有营养的问题，补充至今日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