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辩到底:我的法律人生

作家就像站上被告席的被告。我们都有沉默权，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法律上。但一旦某人选择作为证人，他必须原原本本地讲出实情，全部的事实，别无其他，仅在少数情况下保有例外，比如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或夫妻之间。 托克维尔两百多年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观察，即许多重大问题都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今天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我的自传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记录，出自一位有幸参与我们这个时代*有意思、*重要案件和争议的律师之手。同样，这本自传也是在世界、美国以及犹太历史发生剧烈变化时期，对我个人认知和意识形态发展过程的记录。我的个人生活和我遭遇的各色人等的趣事及幕后秘闻，让这一记录充满趣味。 法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仅是这些变化的亲历者，也是记录者，而且我还有幸通过参与诉讼、著书立说及教学，亲自促成了其中的一些变化。本书就是这些变化，以及我亲自参与的导致这些变化的若干真实案例的忠实记录。我将承诺毫无保留地全部披露，这要求我彻底抛却伪谦逊筑起的扭曲戒备——精心算计，压制批评——这会使读者无法获知作者对真实事件形成影响的准确信息。（我很喜欢的一个关于伪谦逊的笑话是这样的：道貌岸然的拉比在赎罪日向上帝跪拜，高喊道：“和您相比，我一无是处。”同样虚伪的唱诗班领唱马上亦步亦趋，模仿拉比，以更大的嗓门喊道：“和您相比，我连一无是处都算不上。”级别更低的教堂司事看到拉比和领唱如此作践自己，也马上跪倒在地，高喊道：“我也一无是处。”拉比轻蔑地看着司事，低声对领唱说：“看看那个说自己一无是处的人。”）我也不会为了迎合现在的政治正确改写我的经历。相反，我会尽力如实展示我在法律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好还是坏。 我希望借由本书探究我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的交集，以及我早年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对我的人格塑造。因此，如果你认为通过传播渠道对我早已熟识，可能你会大跌眼镜。 这本自传是我首次尝试全面记录我的生活，当然，我先前出版的一些书籍已对我的公共生活有所述及。 《*好的辩护》（The Best Defense）讲的是我代理的**个案件。《命运的逆转》和《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s）各涉及一个具体案件［冯·布劳案和辛普森（O. J. Simpson）案］。《厚颜无耻》（Chutzpah）讲述我的犹太背景。我将尽量避免在本书中重复上述书籍的内容。本书力图将我整个职业生涯置于过去五十年法律变迁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并讲述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如何使我能在这一宏大变迁中发挥微薄之力。 我试图赋予这一意图由我个人经历塑造的强烈生动的世界观。回溯过往，我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指引我行为的意识形态烙印。 我坚信，意识形态就是*真实的传记。我们之所以有所代表（哪些人我们不能代表，哪些事我们不支持）取决于我们身处何处，与谁携手同行，以及如何面对我们的过往。哲学家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我认为反之亦然。 我在——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故我思我所思。正是我们与他人的交往、身边的世界、所受的教育、爱恨苦痛、生老病死，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还有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脾气、精力和智识。 当然还有运气！正如一句意第绪古谚所言：“人算不如天算。” 影响人一生的很多重要决定都是由他人作出的，完全不受我们左右。也许，对我*重要的决定就是我祖先作出的：离开波兰的小村庄，来到纽约。如果他们和我的诸多亲戚一样仍待在欧洲，我可能早就在大屠杀中死于非命，那场可怕的系统性种族屠杀开始时，我刚好三岁。我那些留在波兰的亲戚几乎都被纳粹杀害。这可能就是为何大屠杀对我们这代犹太人影响深远。感谢上帝和我祖先的远见，我们才得以存活。 我的生活与我祖父母和父母都大不一样。祖父母早前生活在波兰加利西亚的犹太小村庄，父母生活的地方包括曼哈顿下东区、威廉斯堡、皇冠高地和布鲁克林的博罗正统犹太社区。他们没受什么正规教育，除上班外，也没去过什么地方。我祖父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去世，但他们也从未坐过飞机。我父母几乎从不听音乐会，从不去百老汇剧院或观看舞蹈表演。他们没什么艺术品，没什么书籍，也没有什么古典唱片。他们从不光顾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他们的文化给养都和犹太人有关——唱诗班的颂唱、意第绪剧院、正统犹太拉比的演讲、犹太博物馆、卡茨基尔山和迈阿密海滩。 我的成年生活则大不相同。我环游世界，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收藏艺术品，热爱音乐会、戏剧表演，以及其他文艺活动，我过着世俗生活（尽管我也喜欢唱诗班的音乐、犹太人特有的幽默、迈阿密海滩和牛肉三明治——后者迈阿密海滩可没有）。 但我仍是一个犹太家庭的子孙。尽管我的生活轨迹有所不同，但是我也不可能在没有讲述我的背景和家庭传统的情况下，说清楚我是谁，以及我的发展历程。正是这些过去塑造了我，形成了我对这些过去的态度，*重要的是给予我需要的工具选择哪些传统应该接受，哪些应该放弃。 我出生在一个对宗教、道德、政治和社区活动极为看重的家庭。我们生活的社区邻里关系相当紧密。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地位很重要，家族脉络也是。但是我成长的时代已开始出现些许变化、发展和机遇。 尽管现实中仍随处可见对犹太人的歧视——大学入学、就业、生活区和社交场合——但是我们这一辈坚信我们会无往不胜。既然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能在布鲁克林道奇队担任二垒手，就没什么我们做不成的事。可能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鲁克林走出这么多成功人士的原因。（1971年，我获选成为四十位优秀年轻学者之一。当我们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聚在一起时，发现近一半人与布鲁克林有渊源！）我们是冲出藩篱的一代，站立在5我们移民祖辈和工人阶层父母的肩上。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先辈更聪慧，只是有幸生在了一个受教育机会更多、职业选择机会更广、经济蓬勃发展的好时代而已。就像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附近看到的一个汽车贴纸所言：牛市不用动脑筋。我父母成长时正值大萧条，而我却赶上了牛市。 不讲清楚我站在谁的肩上，我不可能说清楚我的世界观。因此，我将从头开始讲起，让我*早的记忆登场。 当然，塑造品行的个人经历不会在儿童期或青春期结束。学习永不停歇，至少对那些拥有开放心态和胸怀的人而言。据说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妙语：“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的保守派，我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缺心眼的人。给我介绍一个年老的开明人士，我就可以给你找到一个没头脑的人。”一些年轻的自由派随着年龄增长、经济安稳和家庭重负变得愈发保守，的确是事实。同样，一些年轻的保守派人士在和他们的子女寻找共同点时，也会变得愈发开明。另一些人会坚守他们早期形成的世界观，这取决于他们选择何种生活道路。 我有幸过了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尽管我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看法早已成形，我的根本价值取向仍保持开明不变，原因可能是我的成长历程，也可能是由于我常年和学生在一起，他们将年轻人的想法带到了课堂。如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我有幸一直生活在太平盛世，虽然生活也时常充斥着矛盾和冲突。 成年后，我参与了为罗森堡夫妇呼吁正义、废除死刑和终结麦卡锡主义等活动。在大学本科和法学院学习期间，我对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成为法官助理后，我有幸在美国司法史上*动荡的时代，参与了沃伦任*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期一些*重要的宪法案件。我亲耳聆听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亲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参与了肯尼迪遇刺后的若干重要事件。 作为一位年轻律师，我介入了五角大楼文件案、尼克松下野风波，以及斯波克博士反战案、芝加哥七君子案、左翼组织“地下气象员”案，以及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案。我代理了瑞典电影《我好奇（黄）》［I Am Curious (Yellow)］审查起诉案、6《深喉》（Deep Throat）案和《头发》（Hair）案。我在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查帕奎迪克事件”调查、驱逐约翰·列侬（John Lennon）事件，以及“拳王”阿里（Muhammad Ali）拒服兵役案中提供了咨询意见。我协助设计了旨在确认死刑违宪的策略。我代理了涉及宪法**修正案扩大表达自由和涉及第六修正案导致狂热辩护权利的各类案件。 在职业生涯后期，我是克林顿弹劾案及布什诉戈尔案的律师，并为曼德拉（Nelson Mandela）、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及其他政治犯重获自由献计献策。我参与了参议院对加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的审查、弗兰克·斯奈普（Frank Snepp）的中情局审查案、在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为以色列免遭国际战争罪的指控辩护、“维基解密”和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调查。我还参与了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的上诉，作为观察员参与了对纳粹战犯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审判，后来又就该案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导演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和O.J.辛普森进行了辩护，并参与了巴基（Bakke）的“平权法案”诉讼。我对斯坦福大学剥夺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布鲁斯·富兰克林（Bruce Franklin）终身教职的决定，以及哈佛大学对撰文描写人类与外星人接触的约翰·麦克（John Mack）博士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