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抟

　　《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虞抟》：　　一、各科病证论治　　（一）中风　　中风为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亦是疑难杂症，即使在今日亦是死亡率极高、治愈率极低的病证。《医学正传·中风》占全书的篇幅较大，亦可从中体现出虞抟对此病的重视程度。虞抟认为，中风应具备卒中、暴仆、暴痦、蒙昧、喁僻、瘫痪、不省人事，语言蹇涩、痰涎壅盛等一系列特异性的证候表现，即“中风之候不过如此，无此候者非中风之病也”。亦即中风是一种发病急骤、变化多端、来势凶险，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或口眼喁斜、语言不利、半身不遂为主症的危急病证。虞抟论治中风，以《内经》的标本理论为指导，融汇刘河间、李杲、朱丹溪之说，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　　1.外风内风，归于标本　　虞抟认为，中风一证，金元以前医家多从外风立论，治法亦多用祛风药。金元以后，则多从内风立论。先是刘河间从火立论，认为中风一证由于“心火暴甚”；继而，李杲认为中风“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从气虚立论。接着，朱丹溪又指出中风“有气虚，有血虚，有痰甚”，又言“西北二方，真为风所中者有之。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强调痰湿之患是中风之源。王履则提出中风有真中、类中之分，前人多言真中风，刘、李、朱所言为类中风，之后的医家对此观点基本持肯定态度，而虞抟则提出了质疑。　　虞抟对中风的认识，也是一个反复求证、逐渐深入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欲求归一之论终不可得，于是积年历试四方之病此者若干人，尽因风、湿、痰、火夹虚而作，何尝见其有真中、类中二者之分哉？是以一旦豁然有所感悟。”通过长年的临床经验总结，虞抟认为中风的发生是“先伤于内而后感于外之候也，但有标本轻重之不同耳”。内虚为“本因”，外感为“标证”，即人体气血虚损，营卫失调，是中风发病的根源，为本；感受外邪，引动内虚，是发病的诱因，为标。虽然金元以前论治中风，亦强调“内虚邪中”，如《金匮要略》认为中风是络脉空虚，风邪乘虚人中，但多强调外中风邪，治疗亦侧重祛风。而虞抟则认为外感、内伤有标本缓急之分，内因和外邪相互作用，才能引发中风，在治疗上亦随证各有侧重。这应是中风临证思维的一种进步。虞抟说：“其所谓真中风邪者，未必不由气体虚弱、荣卫失调，然后感于外邪也。若非体虚所致，则西北二方风寒大盛之地，而中风者比比皆是，何暇为他证哉？其所谓因火、因气、因湿者，亦未必绝无外邪侵侮而作也。若无外邪侵侮，则因气、因火、因湿各自为他证，岂有喁僻瘫痪暴仆暴痦之候乎？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也。岂可以一中风之证歧为二途哉！”　　因此，虞抟对中风病名长期纠缠不清的真中、类中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病因病机学的角度出发，不主张有真中、类中之分。该说虽在后世仍有争议，虞抟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较之前人，他的观点还是进步的，思路还是正确的。其强调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亦是符合《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原旨的。　　2.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中风之证既然有外感与内伤之轻重，治疗上则亦有标本缓急之分。虞抟根据《内经》“本而标之，标而本之”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大法，提出“重于外感者，先驱外邪而后补中气；重于内伤者，先补中气而后驱外邪。或以散风药为君，而以补益药为臣使；或以滋补药为君，而以散邪药为臣使”的治疗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