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

有一个家庭要被褫夺国籍了。“不配做德国人！”各家报纸都这么写着。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家在1936年12月被视为“毒害人民的害人虫”。三年以来，他们一家人生活在国外。在这三年中，托马斯·曼彷徨过、动摇过，现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终于“洗面革心”，把自己流亡国外的事情公布于世，从而站到了希特勒政权的对立面。他们全家人如同久旱盼甘霖，一直渴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为了这一时刻，他们无不绞尽脑汁，使尽各种招数：有时候发飙，就像女儿艾丽卡（Erika）那样；有时候直言不讳，如同儿子克劳斯（Klaus）那般；有时候绵里藏针，柔和却又十分坚定，就像儿子戈洛（Golo）和妻子卡蒂娅（Katia）那样。戈洛·曼心里觉得不爽，倒不是因为失去了德国护照。他本想跟姐姐艾丽卡和哥哥克劳斯一样，靠自己来“挣得被剥夺国籍的这份荣耀”，现在只能“以儿子的身份屈就，多少有点不开心”。
纳粹分子到1936年底才剥夺托马斯·曼及其家人的国籍，究其原因，只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早在2月，托马斯·曼就已宣布背弃希特勒德国。之后不久，德国驻瑞士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即后来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父亲，就主张吊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护照。希姆莱（Himmler）的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其中指出，托马斯·曼在国外被视为“依然健在的*伟大的德国诗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拿“*伟大的”和“诗人”这样的称号没辙，对“依然健在的”说法当然也毫无办法，那么至少可以在“德国的”这一点上做做文章。希特勒政权总算熬过了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12月2日，终于把褫夺国籍这一步骤落到了实处。这一步骤早在预料之中，但到了此时，从形式上来看，已属“名不正言不顺”了：托马斯·曼及其大部分家人从11月起已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了。
米夏埃尔·曼（Michael Mann）在1936年圣诞节前不久去了巴黎。他在考虑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音乐学业。米夏埃尔是家里的幼子，17岁，几周前刚从苏黎世音乐学院小提琴师范专业毕业，他的实践课成绩特别优秀，理论课却马马虎虎。人们一再信誓旦旦地向米夏埃尔和他父亲保证，米夏埃尔是个天才，对此，父亲特别自豪。但米夏埃尔还是不得不离开这家音乐学院，因为他跟院长有段“过节”，父母亲轻描淡写地这样说。为抗议院长给他的一个警告处分，米夏埃尔曾经甩过院长一记耳光。比米夏埃尔大一岁的姐姐伊丽莎白（Elisabeth）不会惹这样的麻烦。她是父亲*宠爱的孩子，功课门门特优，中学毕业时还受过嘉奖。但她也并非没有让人揪心的地方：伊丽莎白想成为钢琴家，每逢有人说她水平算不得上乘，她就以双倍的练习作为回敬。父亲在日记里不无忧虑地写道，她“对音乐痴狂”。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爱上了比她大17岁的弗里茨·兰茨霍夫（Fritz Landshoff），而且好几年了，他是哥哥克劳斯的朋友兼出版商。兰茨霍夫爱的是艾丽卡·曼，艾丽卡爱的是自己的自由。克劳斯和艾丽卡于1936年秋天前往纽约。在流亡欧洲时，艾丽卡的政治性文学小品剧《胡椒磨》（Pfeffermühle）曾风靡一时，气得纳粹分子发疯抓狂，现在，她希望能在美国继续这一辉煌。艾丽卡的心情好极了：“我非常愿意来这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理性，还有1000种不同的可能性，多年来，这还是头一回。”但她也**次产生了怀疑：《胡椒磨》在美国演出，难道不应该*好是用英语吗？可是演出队伍里没人真正会说英语，这该怎么办呢？
克劳斯·曼穿梭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心情糟糕透顶。长篇小说《梅菲斯托升官记》（Mephisto）刚在阿姆斯特丹用德语出版，这部书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他的前姐夫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Gustaf Gründgens）进行清算。格伦特根斯是个演员，在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统治下仍旧飞黄腾达。《梅菲斯托升官记》将成为克劳斯·曼名气*大也*具争议的一本书。美国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部小说。他的女代理人告诉他，可以作各种各样的报告，题目就用《我的父亲与他的作品》（My father and his work）。克劳斯·曼有先见之明，这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是一个奇特的家庭！以后，人们将要撰写各种书籍来介绍我们，而且不仅仅是介绍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莫妮卡·曼（Monika Mann）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与政治局势无关，跟她失去了德国护照也没有关系。父母亲在为这个女儿发愁，因为她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而他们早已把这看在眼里：她的人生和她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也没有前景——中学辍学，声乐学不下去，工艺美术学校也没读完，现在轮到弹钢琴了。对此，就连家庭的心理治疗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Erich Katzenstein）也无能为力了，家里的六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接受他的治疗。母亲在给克劳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莫妮卡的颓势“显然是无法挽回了”。在家里，圣诞节是仅次于父亲生日的*重要的家庭团聚日，却因为“可怜的莫妮卡”而蒙上了阴影，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她经历了一场危机，就连父母来到她的床头看望她也不见起色。”
在莫妮卡经历危机和全家准备盛宴期间，托马斯·曼正在奋笔疾书，写信给波恩大学，该大学因为托马斯·曼被褫夺国籍而取消了1919年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头衔。他在信中写道，他只是想顺便提一下，哈佛大学新近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同时还想发布一个预言，这是他一直准备要说的：“他们”——那些剥夺他德意志身份的当权者们——“竟然胆敢把自己跟德国混为一谈，真是厚颜无耻！在那里，那一时刻的到来或许并不会太久远了——到了那一时刻，德国人民*不希望的，就是把他们跟纳粹混淆在一起。”仅仅几天后就已刊印的《波恩公开信》（Bonner Brief）将成为流亡文学*著名的宣言。
几个星期后，一拨共产党人在柏林格鲁勒森林区（Grunewald）的一个住宅内秘密聚会，其中有一位16岁的文学青年，名叫马塞利·赖西（Marceli Reich）。是姐夫带他来的，他时不时地会为地下运动充当信使。“大家都鸦雀无声。半黑的屋子里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个人朗读着一篇非法作品——托马斯·曼的《波恩公开信》，这封信或以伪装的形式，或以手抄本形式在德国到处流传。马塞利·赖西有点坐立不安，这位《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作者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把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Tonio Krüger）称为其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文学经历，它“是一部《圣经》，那些把文学当作唯一精神家园的人的《圣经》”。托马斯·曼如何看待“第三帝国”，这个问题对赖西来说也就相应地非常重要了。“信的*后一个句子读完后，没有人敢说什么。于是，读信的人建议，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谈谈这篇文章。我利用休息时间向众人表示感谢和告别。我说不想回去太迟，因为明天还要写一篇重要的课堂作业。这是撒了个谎。实际上我是想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享受我的马塞利·赖西-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即马塞利·赖西的全名）侥幸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后来成为德语界影响*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将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托马斯·曼及其家人的研究。“我相信，”他有一次这么写道，“在本世纪的德国，没有比曼氏一家更为重要、更为独特、更为有趣的家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