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学术自传

1984年春至初夏，我曾以研究生身份，带着一沓单位介绍信，只身一人在江苏调研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南京到常州、无锡、南通、镇江等地。这期间，先后去了几十个工商企业、乡镇企业，走访了所到城市的财政部门和相关综合部门。当年的“拼搏”经历至今记忆深刻：旅途中几次因病发烧到近40℃，都是在附近找一家医院打退烧针，之后便马上继续调查。途中我曾在紫金山拾级而上，瞻仰了仰之弥高的中山陵；也曾于浩莽长江边，登上辛弃疾当年慷慨悲歌的北固山多景楼。多年的生活积累，加上自己不断地进行理论思索与探求，在这样的实际调查和江山游历中，*容易触发种种思想的火花与灵感。对于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我曾想了许多许多。路遇太湖边的放牛童子开怀笑语，进入工厂车间因重新闻到机油味道而思绪连篇，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欢欣鼓舞，面对镌刻在紫金山石壁上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而热泪纵横……青春时期的种种梦幻与设想，此时已经变得实在多了。我实际上已经选择了一条从事财经理论、政策研究的主线，作为我再进入社会的基准方向。广泛的兴趣、较宽的知识面和“数载寒窗”的积累，正在我这条主线的左右帮助自己研究思考中的触类旁通。同时，我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分析能力已有明显提高，细致的典型调查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与举一反三之道，我能较快掌握，且时有“得心应手”之感。我觉得这时的自己已经初步具备一个学者所需要的学术基础和科研作风，这会使我日后在对实际问题的考察和对经济理论的思索中，能够不断找出现实运行中的问题所在以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当然，我这时仍有许多困难和苦恼。*简单的例子是每月51元的“助学金加补助金”便为满打满算的全部收入，买一本书也要掂量半天。但是，对于今后的奋斗，我既有思想准备，也有信心——我开始“诉诸行动”。 大学时代自己所写的东西仅在校园的小报上变成过铅印文字。那时觉得“作品”要刊登于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是难乎其难的。记得我在校园中曾一度迷恋于文学创作，心血来潮地写了五六篇小说（关于“文革”和农村、工厂的基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两篇得到《青春》和《萌芽》的编辑部回信鼓励，但*终差了那么一步而未能发表。准备考研究生时，便不再做自己的文学梦了。大学毕业后，理论学习与思考的积淀，却使我认认真真地写起了理论文章。1984年，我所写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在经济学界*具权威性的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初这篇论文写成之后，自己对其“分量”是颇具信心的，寄给了一位大学学报编辑，过了一阵子他将原稿寄回，说写得不错，但难以发表。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不知怎么想到要再投给经济学界“*高刊物”《经济研究》。又过了一阵子，《经济研究》的大信封寄来了，我心想一定是退稿，打开才知道是要我对论文中的一个地方加以补充。补充修改后的稿子，以重点文章的规格刊出。另外，江苏之行形成的调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文章，也先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我*先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的常州市综合财政（预算外资金引导管理）工作情况总结，引起高度重视，后来在财政系统中被称为“常州经验”得到推广。1984年秋季，我有幸参与了**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的聚会，即“莫干山会议”。与会的学者大都是站在时代潮流前沿的活跃分子，有的已颇具知名度，有的则在此后的若干年间成为风云人物。与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的接触，无形中给了我一个自我塑造的坐标，可以师人之长，补己之短，另外对自己的素质也有了一个“现场考察”；并且可领悟到如何对某些人表面化、不足道的东西引以为戒。我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所工作。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中，社会各界的中青年已迅速异军突起，十分活跃。在财政学界老前辈许毅等同志的支持下，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简称财政部科研所）的青年同志为牵头人，我们通过广泛征文，于1985年底在长春召开了首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正式成立了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会议气氛热烈异常，天天“挂牌讨论”直至深夜。在会议的组织工作上，我与其他有关同志花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振奋感和事业感。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看似平淡，要做好却都非常不容易。锋刃初试，看来我还算是及格了。 20世纪80年代在青年人中兴起了“出国热”。我因没有中学的外语基础，一直没有出国的考虑。我在上大学时才开始学英文，从*基本的单词学起，学得十分认真，且逐渐有“乐在其中”的感觉。攻读研究生期间和工作之后，外语一直没敢放松。1987年，领导安排我参加了国家统一组织的访问学者考试（VST），成绩很好，超过了当时110分的“直接出国线”。半年多后接到通知，我可以申请到英国进修一年。等到英方回复时，教委又有新规定，不论考试成绩如何，一律到指定地点培训半年外语，于是我被指定去上海外语学院。1988年春该院的具体通知到达时，已经超过了学院规定的报到日期，我把工作安排停当赶去时，几位培训部负责人说我是因为“怕死”（当年春季上海流行乙肝）才晚到，要取消我的培训资格不予入学，且态度极其蛮横。教委同志打电话做工作让我入学，管事的人仍然不同意，于是我只好打道回府。在这之前，我曾因一个偶然机会得到美国亨氏基金进修项目申请表，认真填写后寄去了（当时在财政部世行司工作的祝宪曾参加过此项目，他非常热情地为我沟通美方并作了推荐）。因听说入选率极低，我当时没抱什么希望。1988年夏，亨氏项目的回音却来了，我入选为进修人。于是经过一系列打仗一样的匆忙准备，我在1988年9月初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去大洋彼岸的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费用完全由亨氏基金承担。 这一年，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努力学习有用的知识与方法。除财政经济方面的学习调研之外，还尽可能参加各种学术交流、社会考察。住在匹兹堡，足迹所至，包括东、西海岸若干大城市，以及弗吉尼亚与夏威夷。我悉心体察美国这个“头号发达国家”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社会组织、市场运行、政府职能、科研状况、文化特点等。一年的进修，使我的眼界、思路大为开阔，反过来也就更明白了什么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我当时形成了如下的观感：美国是个自然禀赋丰富、年轻而鼓励创新、充满了矛盾又催生着梦想的国度。不少地方可遇见彬彬有礼、亲切热情的“志愿工作者”们（按国内说法可称为“活雷锋”们），与不断报道着的杀人越货、道德沦丧并存；长得过胖、无钱进健身房的穷人，与每个周末都去海滨别墅度假、身材匀称、晒得色如古铜的富人同在；吵嚷、喧闹、商业繁荣举世无双、刑事犯罪数不胜数的纽约曼哈顿和宁静安详、夜不闭户、充满田园诗风格的乡间小镇，都一道享受着汽车、电视、电话、游戏机等现代工业文明；大学区内的图书馆、音乐厅、教学楼、计算机房、教堂……巍峨而整洁，处处保养维修一丝不苟，而一英里外破旧的施粥“厨房”门口，歪歪斜斜地靠着一些无家可归者；有的大学生，写的两页作文语法错漏百出，而说不定哪一天，此公却着实提出了什么很有价值的创见；好莱坞的影片，百老汇的歌舞，佳作迭出，活力横生，或情牵梦萦，或销魂夺魄，高雅绚丽，仪态万方，而街头巷尾的不雅画报，录相又几美元可买可租……我在美国确有几件事类似“小说题材”。比如**天刚入美国国门，在纽约机场等候转机时于书店翻看琳琅满目的图书，结果放在脚边的提包被小偷顺手牵羊。因无经验，护照、机票、现金、相机与衣物统统放在里边，结果“全军覆没”，幸亏身上还有住在匹兹堡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吴家禄先生的电话，打电话与他联系，他用朋友的信用卡为我补了一张机票，当晚我才得以飞赴匹兹堡。又如，1989年夏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学术性旅游，一天在纽约吃早餐时，团内徐蕾蕾小姐的背包被两个黑人掳走，我们追出餐馆，穿过第五大道的车流……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一起上，终于把包又夺了回来。美国朋友听闻此事后惊诧不已，说：“假如他们动刀动枪……”闻此言，我也着实后怕，“英雄气概”当时便去了大半。 1989年9月初，进修期满，我与美国朋友话别，如期归国。随身带有在美国完成的《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并托运回四大纸箱书籍资料。亨氏项目对我进修的成果十分满意。也有不少熟人劝我留下，读个博士学位。但我另有想法，并不愿在四五年后为已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人增加一个与中国情况相当隔膜的经济学博士。我对回国后的一些现实困难做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后，便毅然踏上归途。现在看来，我在美国的学习，以及后来陆续对德国、法国、英国、瑞士、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典、韩国、日本、巴西、匈牙利、波兰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考察、研讨的经历，也帮助我以比较和“反观”，对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问题形成了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这有利于我的研究成果在宽广的视野上更好地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