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探新

导论塑造适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新外交读者手头的这本书，是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的成果之一，基于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重大专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和外交新战略”）之*终报告修改而成。 在大约两年时间里，我们围绕主题又不局限题目范围，由近至远、由内及外，分析探讨了与中国新外交相关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1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环境和世界政治的变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研究、应对和驾驭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 2为了使我们的外交更具前瞻性，需要自身视野和思想观念方面做哪些更新，比如对主权概念加以充实调整，加强外交学习能力？ 3应该怎样推进新的研究日程，拓展和改进原有的工作，尤其是在建立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方面做出努力？ 4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人们所说中国“新外交”由何时算起、有哪些主要标志、其指向与特点何在？ 5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角色，中国如何拓展对外关系的新疆域，比方讲，如何提供更多品种和更高质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借助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内的各种新的抓手，如何发挥首都北京作为新型国际都市的潜在外交功能？ 我希望，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解说具有前沿探索性质，而不是仅看到“当下三尺地”，或单单为了呼应某种口号式的目标，更非哗众取宠、标新立异。 下面，结合近年来我个人的思考及研究成果，参见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三部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版），《中国外交十难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增订版）和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提取并呈现一些主要线索，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对本书的总体思路和观点做些说明。 一、国际格局的演化及其新的视角 中国外交应该有更大的眼界和胸怀，具备真正的全球视角，看重中国不同以往的全球利益及责任。 导论塑造适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新外交0000 中国外交探新在今天的中国，“慎言零和”和“告别革命”，是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和国际问题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心态。确实，一方面，就我们这行而言，没有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学的考量，不会使国际政治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分析具备操作性，不会让决策部门产生兴趣从而合理配置有限的现实资源。但另一方面，缺乏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则容易把国家利益的讨论变得局促狭隘，令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的研究陷入零和思维的怪圈。尤其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长期的自我封闭专制传统和近代以来受压迫、起义抗争的历程，潜移默化养成了国人某些难以摆脱的情结，比如倾向于把周边地区看成向我国进贡的弱邻区域，比如看到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某些现实纠纷就联想到“八国联军又来了”，比如只想作为世界大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好处及荣耀、很少考虑中国新的全球性角色和海外所要求的担当。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研究者太熟悉、太习惯权力政治的那一套博弈，而很少认真想并仔细规划中国如何做一个进步的强国、有风范的大国、让人感到亲切的文明国家。 在此意义上，我尤其看重全球视野、全球进步意识乃至全球主义本身的价值。这里所说的全球主义视野，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所谓的“国际利他主义”，好像完全不关心不顾及本国本民族的重大利益与战略需求，一厢情愿地呼吁和争取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甚至像某些极端的西方和平主义团体那样，处处与各国政府抗争、时时同多数人作对。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所谓“全球主义”，讲的是要有全球性视野，对全球性挑战要高度重视，表达出全球性关怀，倡导全球性努力，规划全球性战略。它拥有更大的维度、更长的纵深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与人类整体进步之更平衡的度量。就中国而言，我们所需要、所追求的全球主义，是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情绪的反义语，是“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式的谦虚谨慎和求学精神，是“打铁先须自身硬”的自我反思与不断变革取向，是新时期对各种全球性危机的中国态度与方案，是量力而行又积极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国际战略，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进步事业密切结合的总体思维。 不错，国际关系有其复杂阴暗的一面，常常充斥着恃强凌弱或尔虞我诈。一般都以为，国际政治就是人性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再现，是人类动物园的自然状态。我们也要承认，到目前为止，国际体系仍然是以国家的偏好、利益、抉择为中轴和重心，仍然大体沿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竞争逻辑。似乎再简单不过，权力政治学、现实主义博弈观、各种势力均衡理论等，拥有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大声响，教师和学生、政治人物和媒体大众，只能被动地、别无选择地接受它们。 **，全球主义者不认为上述看法是全面的和符合时代进步的认知。面向未来，我们应当而且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论。像马克思、康德那样伟大的全球主义者，比多数人更懂什么叫阶级、等级、剥削和压迫，知道国家（政府）行善或作恶时的巨大分别，理解霸权治下的和平与真正永久的和平的不同实现条件；只是他们在观测各种政治类型、权力形态以及国家兴衰时，看得更加宽广，发现了不同的可能性及路径。不要以为全球主义思想家只会冥思苦想，不懂现实复杂性，不了解人性贪婪、政治险恶和国家霸性的一面。全球主义者的深刻在于，其视野超出了既往和当下，反对说历史是恶的循环，不相信人类是“命”的囚徒。世界历史进步的价值得到了高度重视。 第二，全球主义视角特别看重谅解与合作，不管是国家间的还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当代国际关系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主权民族就不能生存，但没有主权的层次应用就不会有区域一体化进程，不会有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提升；没有综合国力，特别是没有经贸和军事能力的强大就不会有谈判的筹码，但没有外交的调解、政治的开明、文化的积淀这些“软实力”就不会有亲和力。对各种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自身的成长进步，不会有别人对你的尊重；但没有对他者的留意关照，亦不会有自己的持久发展。王无道便成霸。全球主义恰恰提供了王道而非霸权之途。它是对冷静而有节制的现实主义权力不可或缺的补充。 第三，在全球主义的关切中，“人”始终是大写的主题，人的安全、自由、创造、解放与社会的稳定性、整体性、生动性、进步性是相互依托、密不可分的，人的坐标在划分群已权界、政治/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及全球社会的互动角色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人民主权应当是国家主权的内在特质，个人的进步*终必然外化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国际的形态，从束缚人类到解放人类（包括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一部演进史。人是本体，是目标，是基础，是上位，是核心，是坐标；政府权势、安全重心、国家主权、法律秩序等形态，不过是人在异化过程或在解放过程中自我束缚或自我超越的工具；国际政治、世界社会、地区主义、全球治理之类当代国际关系命题，自然服务于、服从于这种人本主义和进步取向的政治分析逻辑。时时想着人、尊重具体的人，是全球主义视野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全球视野与祖国情怀不是对立的、冲突的，相反它们是结合的、互补的。没有全球视野的国家利益标签，可能演化成狭隘的“义和团”式的仇外意识，而没有祖国情怀的全球主义者可能变成漂浮无根的“精神流浪汉”。好的全球主义者当然懂得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优先性，但他们知道符合进步时代要求的国家民族利益之实现，须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整体人类发展潮流一致的前提下推进，如孙文先生所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有了这样的立场与态度，在看待现今时代特点时，就会感受到持续而深刻的变化，发现中国人未来贡献的可能入口。比如，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趋势，提示了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新起点。 （一）从数量上测量，国际问题从过去相对单一且静止的目标，逐渐转向日益丰富、多样化的目标群 在国家主权安全的传统主导性命题之外，增加了国内或跨国的族群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等大量新的研究对象。联合国受到重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对比七十年间这个*重要国际组织和论坛上发表的议题和通过的决议就会发现，二战刚结束时世人*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特别是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乱再度发生，讨论者和承担责任的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主要大国的政府代表；而从现在纪念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上可以听到的，更多是“伊斯兰国”这个反传统国家政府的半恐怖性半宗教性的势力如何猖獗可怕，或一度严重的“埃博拉病毒”如何在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联手阻击下得到遏止，以及乌克兰危机、伊朗核谈判、巴黎气候大会、亚的斯亚贝巴发展宣言等不同领域的重大安全议题。对于任何政府和决策者而言，层出不穷的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数不胜数，安全资源的使用问题（无论总量多少），变成有限度的、多元性的困难抉择。 对比过去就不难发现，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国际组织，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重要的国际成果，当属联合国体系的诞生。与一战结束时的国联及其法律不同，联合国宪章及其制度框架，在其产生后的岁月里，呈现由弱向强、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复式的积极演进。发展到今天，联合国虽然没有常备军，其预算主要来自成员国的捐赠，但其上升着的道义权威和全球影响力，已使它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外交领域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联合国的成长，也加快了各种国际规范和国际法的全球铺展。可以不夸张地讲，今天的世界政治里面尽管没有单一的、强力的政府权威，却有这样那样有形无形的规则在支配各国和世人的思想行为。 （二）从形态上观察，各类安全研究从以往那种比较封闭的形式，逐渐转向更加开放和互信互鉴的形式 即使是国家对手之间，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也不得不加强安全对话与危机管理。 新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考虑到大国间全面对抗的巨大代价和（几乎）不可能性，现在的安全研究者越来越看重那些“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复杂安全关系，越来越看重那些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和分议题的“中道”安排。以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苏）之安全关系和安全研究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两个大国有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态势，彼此间的全球性对峙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冷战结束之后，双方的战略安全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目前两国依然处于某种“冷和平”状态，但研究部门的对话明显增多，双方高层既有重大战略分歧和矛盾，也不排斥在伊核问题或“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协调。有关主管部门的安全对话、学界和研究部门参与的二轨机制、危机早期预警和过程管控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大量出现，而且许多带有可操作性的、可模拟和预见的、沙盘推演式的成果日益增多。传统思维和分析框架，明显不适用现在这种更加多元微妙的大国安全关系。 同理可应用于中日的关系。首先，两国的安全利益有重大摩擦，尤其是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难于弥合，但彼此间经贸、金融领域又有许多共同利益，旅游业的往来发展之快更是超出预期。显然，今日的中日关系大不同于二战时的形态，那时的抗日战争涉及中国的生死存亡，直接决定着日本帝国主义体制的命运和亚洲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而现在两国的安全矛盾虽然严重，但主要限于安全、军事领域和政治高层对话。贸易、投资、旅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等事宜受到的影响有限，海洋争夺摩擦持续不断的同时两国间并不存在全面开战的可能性。其次，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对本地区发展引导权的争夺加剧，尤其在金融贸易和科技创新方面如何带动和塑造邻国和周边区域的问题上颇费心计、招数迭出（典型事例如日本为应对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加大对日本人担任行长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投入）。两国民众和大众媒体对对方的认识，夹杂着复杂的爱恨情仇，有诸多的历史情感与现实的多元看法。这种情形与德国、法国在价值观、政治社会制度相似的前提下联手推动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作用大相径庭，也多少有别于巴西阿根廷在南美的竞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南亚的较量。新的研究趋势是，既要分析大国军事之间存在的某些“零和”游戏，也在设法拓展相关部门对话的可能及空间；既考虑安全态势，也顾及大的国内发展需求和国际政治格局；既往坏处设防，也往好处努力，参照范围不仅有安全领域的军备竞赛，也有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合作谈判，更有日常大量的人员往来和文化相互依赖。新的形势使决策过程回合更多、层次更多、因素更多，从而必然导致研究工作发生相应的调整与充实。 （三）从内涵上分析，国际战略设置从旧式的高级政治议题为中心，逐渐转向包含大量低级政治议题的全方位、综合性的方向 不难看到，反恐、地区冲突、裁军等涉及战争与和平的课题依然重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