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演说研究

绪论 一、演说、演说术和修辞学 演说*普遍的定义是：“演说是一种说服的力量”。 劳伦特·帕尔诺特（Laurent Pernot）指出：“正是演说带来的说服，而不是行动、金钱、药物、信任或者权力。” See “Introduction”in Laurent Pernot, Rhetoric in Antiquity, translated by WEHiggins, Washington D.: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5.因此，这一定义表明演说家是指那些能够发表演说去说服听众的人。演说术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或称之为演说技能，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修辞学则是指系统研究演说和演说术的一门学问或者学科。它被用于指一个更加宽泛的现象，包括演说、演说词、散文风格、比喻语言、表演、教育实践（pedagogical practices）、话语或者说服等。 Edward Schiappa & Jim Hamm,“Rhetorical Questions”, in Ian Worthington（ed）, A Companion to Greek Rhetori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4.因此，修辞学是一门关于演说的学问，是关于说服技艺的学问，是关于使用语言的学问，是关于人类交流的学问。在词源学上，演说一词的英文oratory和rhetoric分别来源于拉丁语oratoria和希腊语rhetorike，它们可以兼指演说、演说术或修辞学。这也就是说，在英文里，一般不对演说、演说术或修辞学加以区分，统称为oratory或者rhetoric。 参见〔加拿大〕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304, p1591.但是中文里演说、演说术和修辞学的概念彼此差异较大。所以在谈到中西修辞学时，高辛勇说：“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被定为与西方rhetoric对等的‘修辞’一词，本来是汉语中固有的传统术语，它有自己的历史和定义——它能够，也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学科和研究对象的范围。” 〔加拿大〕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综上，如果演说是指一种说服的方式，那么演说术就是关于演说的技能或技巧，修辞学则是专门研究演说和演说技巧的一门学问或者学科。 00 古希腊演说研究 绪论00 二、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在《希腊的劝服艺术》（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一书中，英国著名古典学家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评论道：“除非我们能够理解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希腊人。” George AKennedy,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在肯尼迪看来，演说就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其实古希腊人也同样把演说视为自身文明的独特之处。古希腊著名演说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说：“我们的能力大多数与动物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在灵敏、力量和其他能力方面，我们还落后于很多动物。但是因为我们生有一种相互劝说和自我展示自己愿望的能力，我们不仅远离野兽一样的生活，而且还聚集到一起建立城市，设立法律，发明艺术，言语帮助我们获得我们发明设计的所有东西。因为是言语设定了关于正义和非正义、荣誉和耻辱的法律，因此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不可能一起生活。我们用言语拒绝邪恶的东西，颂扬好的东西，我们用言语教育无知的人，告知聪明的人。我们把说话的能力恰当地看作是智力的*好标识。真实的、合法的和正义的言语是一种善的、值得信任的灵魂的反映。我们用言语争执对抗，去探寻我们未知的东西。在公共议事上，我们一样使用说服个人时的论辩。我们称演说家为能够在一群人面前讲话的人，称圣人为他们当中说话*好的人。如果我必须对这一主题进行总结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语言就没有智慧，语言是一切行动和思想的统帅，那些拥有*伟大智慧的人*会使用它。” Isocrates, Antidosis 253. 本书所引古典文献，除特别注明外，均据哈佛大学出版社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译本。注释时遵从古典学惯例，注原书之卷节号或行数。 在这里，伊索克拉底显然把演说视为古希腊人的特性。翻开古希腊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荷马时代开始，一直到古典时代结束，演说是古希腊世界*为常见和普遍的现象，演说教育是古希腊公民，尤其是贵族青年*重要的一门教育。无论是在城邦政治的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上，还是审判机构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或全希腊的节庆活动、公共葬礼上，政治领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说都是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无论是古希腊智者创办的修辞学校，还是在古希腊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创办的学校中，演说教育都构成*为核心的教育内容。粗略统计，古希腊流传下来且真正发表过的演说就有150篇，其中仅德摩斯提尼一人就留下了60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流传下来的演说词还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因此，这足以说明演说在古希腊城邦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又以雅典城邦*为突出。可以说，演说是古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古希腊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顺利、正常运作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正如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德摩斯提尼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 Demosthenes 19184.历史的发展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德摩斯提尼的论断。演说的技巧或者艺术即演说术也被广泛运用于城邦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成为古希腊贵族精英和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艺和领导才能，并在雅典迅速发展起来。 在西方古典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古希腊演说的研究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是他们研究的热点课题。然而遗憾的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往往将古希腊演说置于语言学或修辞学领域进行分析探讨。因此学者的研究主要还是秉承亚里士多德《修辞学》(The Art of Rhetoric)的传统，把它作为一种散文文体风格来研究，探讨如何进行演说，说服他人。例如乔治?肯尼迪的《希腊的劝服艺术》主要探讨的是演说特征、早期演说术理论和阿提卡的演说家。 RJohnson,“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59, No4(Oct, 1964), pp302-304.老一代的古典学权威学者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在《古希腊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一书中把古希腊的演说家作为散文体作家进行考察。 参见〔英〕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自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芬利（MIFinley）于1962年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一篇题为《雅典平民领袖》（Athenian Demagogue）的文章，将演说作为考察、分析雅典平民领袖即政治领袖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慢慢地将演说和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作用的考察来分析民主政治，从而为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古希腊演说的研究随后成为古典学研究的热点，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出版和发表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和论文。 综合起来，学术界有关古希腊演说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古希腊演说与城邦政治领袖的研究 多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演说对政治领袖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领袖如何利用演说展开分析和研究。基本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演说对于政治领袖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政治领袖从事政治活动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艺。譬如，芬利即将演说作为考察、分析雅典平民领袖即政治领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雅典的政治领袖就是演说家，这是因为在面临激烈竞争和在政治决策时间极为短暂等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演说是雅典政治领袖用于说服民众、发挥领袖作用的普遍方式，因而演说是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艺。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平民领袖不仅仅是指那些“误导民众的人”，雅典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可以称为平民领袖。因此，平民领袖是雅典民主政治这一体制所必需的，而雅典民主政治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原因也主要归功于平民领袖的领导。 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 in Past and Present, Vol. 21, No2 (1962), pp3-24.的确，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就是演说家，而演说对政治领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然而，政治领袖是如何演说的呢？芬利对这一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展开，政治领袖的演说才能并非其文章所讨论的核心。但是，芬利将演说作为考察雅典政治领袖的一个重要因素确实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987年，P哈丁（PHarding）在《凤凰》杂志（Phoenix）第41期上发表了《演说术与4世纪雅典的政治》（“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century Athens”）一文，沿着芬利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了演说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哈丁指出，演说是民主体制一个重要特征，政治领袖对演说的运用事实上是政治领袖对民众统治权的一种认可。因此，研究演说是研究古代政治领袖的基础。他以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基涅斯为案例具体分析了政治领袖如何在演说中充分利用历史事件、攻击对手的出身等各种不同的演说技巧来说服民众。 PHarding,“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Phoenix 41(1987), pp25-39.可以说，对雅典政治领袖演说才能的研究在2000年出版、由伊恩?沃汀顿（Ian Worthington）主编的《德摩斯提尼：政治领袖和演说家》（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此书是众多学者关于德摩斯提尼研究的论文集，从不同角度对德摩斯提尼的演说技能及其效用给予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尽管学者们对德摩斯提尼褒贬不一，但是演说无疑成为其涉足政坛、与对手竞争进而达到政治生涯巅峰的一门重要技艺。 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Routledge, 2000.比如，通过对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基涅斯的演说进行比较研究，约翰?巴克勒（John Buckler）指出：在演说中，“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或者恶意的人身攻击都是相当有用的。诸如现代法庭上的理想化的真实的证据在他们的演说中常常相当缺乏；相反，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故而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正如宣扬自己知识的正确性和诚实的特性十分重要一样” John Buckler,“Demosthenes and Aeschines”, in 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14.。因此，演说对于政治领袖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他们在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上战胜对手的重要武器。 显然，上述研究过多地集中于政治领袖的演说技能的研究，反而忽视了对政治领袖发表演说的对象——民众的考察和分析。虽然哈丁指出政治领袖对演说技巧的运用就是对民众权力的一种认可，但是他并没有对民众与政治领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展开，这一直到乔西亚?欧贝尔（Josia Ober）的《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民众与精英：演说、意识形态与民众的权力》（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一书问世之后。乔西亚?欧贝尔以演说为切入点，集中论述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探讨雅典民主政治得以持久稳定的原因。他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主要是在于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得雅典民众相信集体智慧和力量要比个人的伟大。更为重要的是城邦意识形态主导权是掌握在民众而不是精英手中，于是他们就成为不发表演说的民众的代言人，屈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所以，欧贝尔在结论中指出，雅典没有统治精英，没有政党，没有追随者。民主政治的决策反映了民众是作为一个整体，现代意义上的机构权力在雅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民众统治一切。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贝尔的研究吸收了芬利关于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观点。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功和表现出的惊人的稳定，芬利认为，这归因于其民主政治的体制。这一体制要求公民不仅仅参与，而且还要有一种公民责任感。所以，要理解雅典公民的政治行为，我们必须理解意识形态，因为民众的行为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会变得有意义。 MI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22-141.欧贝尔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探讨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繁荣。但是，欧贝尔对精英是如何屈从于民众意识形态的霸权这一问题没能给予令人较为信服的解释，何况他也没有给予“民众意识形态霸权”这一概念一个明确的解释。 2．古希腊演说与城邦法律诉讼的研究 将演说与雅典法律诉讼结合起来，探讨和分析演说对雅典法律诉讼的影响及诉讼演说的后果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个热点。在雅典公民法庭上，陪审员根据诉讼人的演说陈词进行判决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陪审员由不懂法律的民众抽签选举产生也是雅典司法的一大特色。那么，雅典人到底是如何判案的呢？针对雅典法律的模糊性和陪审员的非专业性的特点，斯蒂芬?约翰斯通（Steven Johnstone）认为，雅典的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修辞，陪审员对案件的判决与其说是根据法律，还不如说是根据他们对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理解，根据诉讼人的现场演说陈述。因此，诉讼人在公民法庭上对修辞语言和演说技巧的运用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诉讼演说不断塑造和强化了雅典民主政治，即公民群体内的平等和公民群体之外的等级。 Steven Johnstone, Disputes and Democracy: The Consequences of Litigation in Ancient Athe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同斯蒂芬?约翰斯通的观点相似，通过对“诬告者”（sykophant）过渡滥用法律的探讨和分析，麦特修?克里斯特（Matthew RChrist）认为“诬告者”在诉讼辩论中对演说技巧的运用对公民法庭陪审员判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用于描述雅典好打官司的这一社会阶层的术语sykophant正说明了演说对法律诉讼的影响。 Matthew RChrist, The Litigious Athenia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但是，在雅典法律诉讼中，公民法庭上的陪审员真的完全是在雄辩的演说家的控制之下，而很少关注雅典的法律条文吗？与斯蒂芬?约翰斯通和麦特修?克里斯特强调演说在雅典诉讼中的作用不同的是，爱德华?哈里斯（Edward MHarris）则认为，雅典法庭上的陪审员可能偶尔受到情感影响，没有履行其法律职责。但是这些少数案例被认为是非常规的偏离，不能被认为是法庭惯常行为。事实上，陪审员通常尊重法律，而演说主要是被诉讼人用于有争议的或者可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很明确的案例之中。 Edward MHarris,“Law and Oratory”, in Ian Worthington (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4.但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诚如斯蒂芬?托德（Stephen Todd）所言，雅典大多数法律对法律术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相反，它们只是简单规定如果有人犯罪，受害者应该寻求法律补偿。因此，法律并没有提供陪审员用于解决争执的规则和界限。 Stephen 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1-62.大卫?科恩（David Cohen）也注意到相关法律定义的缺乏，他认为在民主的雅典，案件判决不是根据相关法律的定义而是基于被赋予判决任务的普通民众的共识。 David Cohen, Law,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8.如此看来，雅典法律的模糊性确实为诉讼人通过演说说服、影响陪审员的判案提供了机会和方便。因此，诉讼人的演说影响公民法庭陪审员的判决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否则的话，阿里斯托芬喜剧《云》（Clouds）中的主人公斯特拉西阿得斯也不会极力要求儿子到苏格拉底开办的“思想所”去学习论辩的技能。但是，掌握雄辩演说技能的公民真的就可以在法庭上任意左右陪审员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为什么德摩斯提尼也会在诉讼中败诉呢？德摩斯提尼的政敌埃斯基涅斯不是在演说中说，他曾亲自看见某些雄辩的人在法庭上败诉，而一些说话笨拙的人在法庭上胜诉的吗？ Aeschines 192.因此，诉讼人的演说对公民法庭陪审员判案的影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