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中外”语境下中国报刊与近代政治

　　《“通中外”语境下中国报刊与近代政治》：　　战争语境中传媒生态涉及报刊等传媒及政治舆论动员。战时军队与报刊实际上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枪杆子开疆辟土，而笔杆子往往就战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进行道义上的呼应。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　　一、抗战背景下舆论场域重组　　就近代中国而言，战争构成的历史记忆可分为对内、对外两部分。在对外历史记忆中，两次鸦片战争涉及英国、英法联军等，八国联军侵华涉及欧美世界列强，而抗战及其历史记忆主要涉及日本。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历史创伤，形成了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等，且皆有各自的媒介系统。　　其一，抗战与沦陷区、国统区及抗日根据地之舆论场域及其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互动关联性。战争常对包括官僚体制在内的社会结构产生严重冲击，往往造成人口大迁移等。抗战造成的跨区域流亡生活亦关系流亡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重新确认。面对国土沦陷，山河破碎，流亡知识分子家国命运的惆怅油然而生，报刊往往成为其情绪倾诉乃至学人报国的平台。全面抗战前夕，风雨如晦。国民党以党治党、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面对挑战，抗战建国成为舆论共识，此中新闻界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5月8日，马星野在第五届新闻学研讨会的演讲中称，要做好军事动员、经济动员与意见动员。较前两者，国内意见动员特别是宣传实在薄弱，他强调战时宣传*好由记者承担。由于前线与后方的存在，战时新闻分为战地新闻与战事新闻等，战事新闻要战地记者承担。实际上，记者、报人在战时舆论动员中发挥了主力作用。1937年至1945年，长达8年的中国全面抗战，其时新闻事业及政治宣传与抗战密切相关，史称“抗战新闻学”，涉及舆论动员。1937年邵力子著《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称过去10年，中国新闻界中有共同意向，即“民族至上”的认识。“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于国难的看法，新闻界虽有相异之处，但其目的总是求国难的排除与民族的自由生存。简言之，“今日中国新闻界的观念，已经坚固地成为民族的、国家的了”。可见，战时宣传涉及民族、国家及其学理框架的重新解读。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巨变。作为政治事件的抗战可谓改变了传媒生态，包括传媒格局空间意义的改变。中国出现了沦陷区、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等生态迥异的舆论场域。侵华日军速战速决，国民党军队可谓节节败退，中国大陆报刊传媒也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大迁移。诸如《大公报》本部在天津，随着京津等地为日本所控制，《大公报》有了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乃至桂林版，一度流浪香港，有了香港版；国民党的政治喉舌《中央日报》也如此。大多数报刊由追求进步而随着国军的撤退而撤退，早先的《申报》流浪轨迹亦如此。比照1931年9月1日《申报》就其60周年的纪念日发表宣言称“科学为人类寻幸福之锁钥”，此后《申报》当尽力宣扬“以科学新知识介绍于国人，鼓励研究兴趣，以促其进步，更鼓吹建设，务使中国进入近世科学世界之领域，建设一崭新之社会与国家”。其时《申报》大体上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强调从舆论层面对政府及国民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