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

王富仁先生在《“现代性”辨正》一文中曾说：“即使一个翻译家，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承担精神以及对这种承担的有效性的追求，也不可能知道翻译什么以及怎样翻译。而不通过翻译，西方的还是西方的，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联系还是建立不起来的 —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永远不只是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如何转换的问题，亦即如何通过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转换来承担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艰难的问题。”作为一个被译介过来的跨文化概念，新时期的哪些具有“承担精神”的人、刊物或机构为“现代性”在中国的传递与交流提供了平台？他们为何不约而同地将有关“现代性”讨论和争鸣的资料视为学术关注点？翻译及讨论现场的还原和梳理，是进一步探究“现代性”概念在新时期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及流变的前提。这是一项极其必要的基础工作。 作为新时期里一个完整的十年——“80 年代”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后来有人笼统地把它作为“新时期”的文化标签 来使用。如查建英在她编辑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序言中说，她 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新时期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出 现了“美学热”“文化热”“’85 新潮美术”等大大小小几十场文艺运动，在这之后的中国学术界再无可与 80 年代规模相比拟的文艺思潮涌现。由文艺界肇始的这几场文化思潮，甚至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终又全部在 90 年代初戛然而止，迅速消解。当年的人事早已风流云散，如今重提这些旧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 都是针对“现代性”概念译介背景做学理分析，如果在行文中涉及过去争论中的人和事，也仅就事论事，并以其 80 年代期间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尽量以资料取证，同一事件以多个当事人的回忆相佐证，毕竟《罗生门》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的记忆不可信，会被主体改写与重构。 新时期的“现代性”概念是裹挟在以上提到的几场大规模的文艺思潮活动中被移植到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欢呼西方现代派艺术和思想如今终于有条件合法进入中国，因此先尽可能多多益善地将西方现代学术“拿来”认识和使用；另一方面又确实来不及深入思考，确有“不求甚解”的倾向，人们满足于对现代主义的肤浅了解，甚至还有很多人依旧热衷于从社会意识形态立场论争“举什么旗”的问题。但如果重新对这些译著进行梳理整合，就会发现在新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在 20 世纪的复杂表现，及其与当代文明之间的深刻联系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与考察，一些思考甚至在 80 年代后期浮出水面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在行文中对“现代性”概念进行论说的译著、译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译丛和期刊中。学界公认的、产生巨大影响的、比较重要的有三大译丛，分别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论文集（共 5 期）；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及《美学译文》刊物（共 3 期）；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期刊类有关“现代性”的译文大多集中于《国外社会科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欧根尼》《美术译丛》和《世界美术》等杂志中。 新时期的三大民间文化机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有人曾评价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陈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思想出路的三个动向》，文中对80 年代“文化热”中涉及的这三大 “文化典型”进行过总体概括。他说：“‘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怀，‘文化书院’的传统忧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几个侧面。与大陆所处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金观涛和甘阳分别想以当代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改造中国文化，都表现了一种从文化上推进现代化的努力。”与“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异其趣，1984 年 10 月由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教授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重点进行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虽然它也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其宗旨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目的是要“弘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尽管它是 21 世纪**个十年“国粹热”“国学热”“儒学热”文化潮流的先声，但作品多为汉语著述，因此，将其放在中西比较的背景中加以介绍，不作为单独研究对象。与此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另一大文艺思潮“美学热”也有其重要代表，即由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的出版发行。《美学译文丛书》与《走向未来》丛书，以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这三大丛书对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及经典著作进行了全面介绍。这三大丛书反映了新时期西方学术介入知识界的真实状况，是新时期“现代性”理论译介的主要阵地。当社会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其动荡的根源总是来自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而新时期的三大丛书就呈现出了以科学与文化作为译介对象的不同旨趣。由文艺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引领风潮的80 年代，虽然远非一两场“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精英为骨干”的“文化热”“美学热”所能概括，但这些人确实是“现代性”思潮的*主要译介群体。